爱国将领郭松龄
纪念“九·一八”专题爱国将领郭松龄
郭世科
郭松龄因反张媚日而被张作霖残忍枪杀;张学良因谏蒋抗日而被蒋介石软禁一生。无怪乎人们认为:“郭是张的灵魂。”
在“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之际,张学良还念念不忘这位爱国将领,他怀着无限感慨的心情追念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汾阳王的裔孙
郭松龄,字茂宸,诞生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郭松龄的故乡,是辽宁省东陵区的一个叫渔樵寨的村子。
郭松龄的祖先世居山西省汾阳县。据谱书溯源和郭家后人代代传述,郭氏一门是李唐王朝中兴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郭松龄的远祖,在明朝时迁来东北戌守边疆,清初因遭世乱和兵祸,家业荡然一空。郭松龄的曾祖父一支,在关东开禁后,随同逃亡难民避居本溪一带。在郭松龄的祖父时代,才迁徙到渔樵寨落户。
郭松龄的祖父,是一个比较开通的农民,从小读过几年书,粗通文理,又很会种地、做工。就是这样一个能手,也无法逃脱奉天城郊贫苦农民的悲惨命运。因为受赋税和债务所累,不得不典卖土地,变为农村的赤贫户,被抛进社会的最底层。
最后,郭松龄的祖父母在贫病交加中相继去世。据村中老人们回忆,郭松龄祖父母死的时候,连一块葬身之地都没有,只得草草掩埋在无主的河滩地上。有一年小沙河涨水,把坟茔地淹没,两位老人的尸骨也被冲走,落得踪迹皆无!
郭松龄的父亲名复兴,字恢原。在他的名字里,包含着长辈们复兴远祖绩业、光宗耀祖的殷切期望。少年时读过孔孟典籍,“苦攻场屋,卒未得志”。后来因为家境落寞,不得已放弃功名仕进之途,在乡镇做私塾先生,靠着微薄的收入赖以自给,过着清苦生活。而塾师这个职业是不固定的,随时都可能解馆停业,生活毫无保障。
因为生活颠连无靠,郭松龄的父亲在年近三十岁的时候才成家,与本乡一位李氏农家女子结婚。李氏出身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之家,出嫁时带来一些赔送,所以结婚之初,生活过得还算宽裕。后来,他们一连生了好几个儿女(生存下来的只有松龄、任生、大鸣),家境也就不如从前了,生活一天比一天拮据,甚至于经常陷于困顿之中。
郭松龄的父亲,是一位勤于职守的人,无论在外乡或在本乡设塾馆授课,他都把全部精力用到塾生身上。他虽然没有考中科举,论真学问却也不比那些考中的差。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做学问精益求精,在教学时认真授课,批改文章一丝不苟,因此很受塾生们的欢迎。
郭松龄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妇女,性情贤惠,明理豁达,对丈夫克尽妇道,体贴入微,对子女她是一位慈爱、平和的母性。郭松龄的父亲,常年在外地设馆授课,无暇料理门户、抚育子女,家中的一切都由郭松龄的母亲辛勤操持,默默地把一个家庭的重担挑起来。不管家境怎么困难,她从不让丈夫操心,含辛茹苦,勤劳节俭,劬劳无怨言。
郭松龄父亲的勤奋工作、好学不倦的精神;母亲的勤俭、朴实的作风,在郭松龄的身上打下了很深烙印,传给他不少先哲遗风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使他后来得以经受各种艰苦环境的磨练。郭松龄的成长并练就成一名救国之材,应该说是他的父母给他打下的根基。
孙中山的信徒
郭松龄对孙中山先生素怀敬慕之心。他在广州任警卫军营长时,曾拜谒孙中山先生,聆听中山先生的教诲。郭松龄对军阀政治十分愤慨,向孙中山先生建议:“‘欲谋真正共和,须由军人革命’。盖以‘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之障,故其自身亦须革命’。中山深韪其言”。韶关讲武堂成立,聘请郭松龄任中校教官。郭松龄便以他对革命的赤诚,惮精竭力地为军政府培养军事人才。
郭松龄在广州和韶关期间,因工作之便有更多的机会见到孙中山,经常听到孙中山的革命演说,使他受到很大的教益,耳目为之一新。特别是孙中山的那种勇敢进取、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更使他由衷敬佩,受到巨大的鼓舞。郭松龄暗自下定决心,要以全部精力协助孙中山实现其革命目标,让全国人民早一天享受“共和”之乐土。
郭松龄非常敬佩孙中山的远见卓识和革命胆略。他对孙中山提出的反帝、反军阀与和平建国的主张,表示衷心拥护,认为只有孙中山才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扫除了他对中国前途的忧虑,从心里感到高兴。
在孙中山下榻张园后,郭松龄登门求见,面请中山先生指教,听取中山先生改造中国政局的意见。在此七年前,孙中山在广州接见过郭松龄,他们那次谈话,给孙中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孙中山见郭松龄来访,态度极为诚恳,破例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
孙中山倾心地向郭松龄详细阐述了他提出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实现和平建国等时局主张。郭松龄聆听了孙中山先生切中时政的救国方略,心中非常高兴,并且表示愿为实现孙中山的主张尽自己的一切力量。
郭松龄归后,向张作霖转达了孙中山先生改造中国的主张,“劝张作霖联合北方军人以为中山之助;张作霖瞻于段祺瑞,迷信武力统一,不从其计。”据说,孙中山抵达天津后,张作霖登门问疾,关起门向孙谈了自己的密话。“他劝孙中山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都是不好惹的,而各国公使非常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希望放弃这个政策,他愿代孙中山疏通外国人的感情。”在这里,充分暴露了张作霖媚外、惧外的心理。
孙中山到达天津后,因过度劳累肝病复发,不得不推迟进京的时间。当他获知段祺瑞、张作霖屈从帝国主义旨意,准备召开“善后会议”的消息,一时极为气愤,遂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抱病进京。1925年1月17日,孙中山在病中发表《复段祺瑞阐述善后会议主张电》,严厉指责善后会议为军阀官僚所包办,不容纳人民代表的错误。
段祺瑞藐视孙中山没有实力,拒绝了孙中山的正确主张,擅自召开由军阀、官僚包办的善后会议。孙中山的主张,完全被段祺瑞、张作霖所破坏。
孙中山对段、张的背信弃义行为极为懊恼,“每闻‘善后会议’四字,必起盛怒”,因此病情日渐加重,延至三月十二日,终至与世长辞。孙中山逝世后,北京各界群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郭松龄对中山先生的不幸逝世,很是悲痛,他派弟弟郭大鸣和友人李坚白赴京,代表他参加追悼祭奠。然后,让两人留驻北京,“畀以与国民军在京接洽之任务”。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郭松龄预感到中国政局必将重新陷入混乱局面,只有与冯玉祥通力合作,广泛联络有志之士,共同担负起匡扶危难的大任,中国前途或许尚有可为。
郭松龄对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摧毁直系军阀的作为,从内心表示崇敬。郭松龄常向冯玉祥的京汉铁路局长王乃模(系郭在陆大的同期同学)表示愿与冯玉祥合作救国的愿望,“但未引起冯的重视”。后来,郭松龄通过他的夫人韩淑秀与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的同学关系(韩、李系燕京大学同期同学,关系很密切),经常与冯保持来往,表达合作的诚意。
冯玉祥也经常派参谋长刘骥、张之江等与郭接触,冯与郭关系越来越密切。据郭松龄副官赵云飞先生回忆:1924年秋,郭松龄住在天津时,冯玉祥派高级参谋张树声专程赴天津会郭,赠给郭松龄一座银盾,……上面有‘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八个大字。
以后郭回沈阳,冯的代表张树声还曾到沈阳水簸箕胡同郭公馆拜访过。”表明冯玉祥与郭松龄已经达成了联合反张的默契。在此同时,郭松龄还秘密与苏联代表有联系。
张学良的良师
张学良从青年时代起,就由他的父亲为他选择了职业军人的道路。1918年末,张作霖建立东三省巡阅使署,调任张作相成立卫队旅,任命张学良为卫队旅营长。1919年3月,张学良离开卫队旅,入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郭松龄于讲武堂开学之时,调到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因教学关系与张学良接触较多,感情融洽,建立了师友之谊。
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是一所培养中下级军官的军事学校。教官多聘请北京陆大、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军官担任。军事教育课程,主要参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教程制定。在思想方面向学生灌输封建的“忠君”思想,要求“效忠”张作霖,服从张作霖的意志,感激张作霖的“恩泽”,甘心情愿充当张作霖的家兵。
张学良在讲武堂学习期间,教官中多有逢迎纵容者,惟有战术教官郭松龄对他管教甚严,决不稍加宽容。张学良也很自爱,不以身份特殊而自异于同学侪辈。他能自觉遵守校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张学良勤于学、术两科的学习,刻苦训练,因此,很受师友们的器重。
张学良以学习炮兵为惬意,志愿入炮兵科学习。在学科方面编入第一教授班(即第一战术班)在术科方面属于第四区队(即炮兵队)。郭松龄任战术教官,教授战术课程。由于炮兵的“射击原理”比较高深,非具有高中以上的数学、物理知识不易掌握。为此,郭松龄除给张学良讲授战术课程外,还就炮兵的基础理论、操作方面的知识,热心予以教授辅导。
张学良对军事训练课程及野外演习等科目,也能严格要求自己。有一次,学校决定全副武装赴省城东郊约四十余里的四方台,进行战斗演习。时值冬季,张学良也随队参加,沿途演习了攻击、防御、追击、退却等动作。队伍到达四方台时,已是夕阳西下了,即在该地演习“露营”及“阵地彻夜”。
待到天明,指挥部下达命令,迅速向省城方向“转移兵力”。队伍将到东陵(距沈阳城东约二十余华里)时,指挥部又发出“跑步前进”的命令,学员们一直跑到省城东边门外的讲武堂院内。这时掉队的人很多,张学良不但没有掉队,而且兴致勃勃,毫无倦容。他的体力和耐劳精神,都是很坚强的。
又有一次,郭松龄率同张学良等赴开原、铁岭一带参观日本关东军的“实兵演习”。时值隆冬,地冻天寒,住在野外,异常艰苦。据郭松龄谈称:“张学良仅以一毯渡此寒夜,其忍苦耐劳的精神和其抱负之雄壮,实系大有可为。”
张学良不以在讲武堂学习六大军事教程(即战术、兵器、军制、地形、交通、筑城)为满足,他商请郭松龄转约傅仲云(讲武堂第二教授班教官)在余暇时间,为他讲述一些“高等军事学”。可见张学良是一个很有上进精神的青年军官。
郭松龄不仅要求张学良要学好学、术各科课程,使其具有优秀统兵官的才能,而且非常关心他在政治上的成长。并经过对张学良仔细观察,认为他虽然生长在大军阀家庭,但他的思想与其父张作霖截然不同。在郭松龄心目中,张学良是一个有正义感、有强烈进取心的青年,很有培养前途,可以造就成国家有用之材,将来张学良若能承袭其父的地位,可以借助他的力量实现改造东三省之初衷。
郭松龄经常有意识地向张学良灌输“强兵救国”、“抵御外侮”等爱国主义思想。“劝学良别练新军,为异日承袭其父之地位。学良有动于衷,又奇公学识,有罗为己用之意矣”。
1920年(民国九年)春,张学良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后,接任张作相兼任的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职务。张学良以二十岁少龄统带一个旅,自感担子太重,同时“他想改革旧军队,因为没有经验,便倚重郭松龄”。张学良见郭有丰富军事知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生活朴素,工作认真,遂向其父请求将郭调到他的身边担任军职,辅佐他治军。
张作霖也希望他的儿子掌握兵权,答应了他的请求,委任郭松龄为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
张学良任用郭松龄佐理军务,当时人们评论说:“郭为人正直,能打仗,也会带兵。张学良虽然年轻,可是能知人善任。”军中要务多委托郭去办,张对郭言听计从,连长军官任命多由郭自行裁定,营长由郭与张商量后任命。郭对张忠心耿耿,张对郭推心置腹,两人“情同手足”。张经常向人表示:“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郭得张学良信任之专,是世间少见的。
郭松龄与张学良两人之间,“不只是相知,而且相谅”。由于他两人的思想和经历不同,有时也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争论了就拉倒,谁也不抱成见。
郭松龄“对张作霖的军政措施,时常表示不满。……而汉卿将军则每表同情。”
郭松龄一直做张学良的副手,对张学良很尊重,平时办事从不自专,经常请示张学良,凡是张学良坚持的事,郭松龄最后多是服从。张学良对郭松龄也极为信任,凡是郭提出要办的事,张都表示支持,因此,郭的决定就是张的决定。当时,“一般人都认为郭是张的灵魂”。由此可见他们关系的密切。
由于坚持抗击日本侵略,反对张作霖媚日卖国,郭松龄反戈后于1925年12月25日皆同夫人韩淑秀残遭枪杀,时年郭松龄42岁,韩淑秀35岁。
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的死,是很痛惜的。据张学良的随从副官周文章回忆说:“张在兴隆店列车上得知郭被俘消息,一再询问郭的情况,他已预料到在杨宇霆等人的操纵之下,郭已绝无生还的可能。他命秘书处长刘鸣九拟电报稿,叫把郭氏夫妇解到他的司令部来。
刘问张,‘你把他弄来打算怎么办?’张说,‘郭是个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未等电报发出,已闻郭氏夫妇遇害了。”另据刘鸣九回忆说:“张学良接到总司令部卫队高金山打给他的电报,高说他是奉命前来押解郭氏夫妇的。
张学良马上命令刘鸣九给高金山发电报,让高将郭氏夫妇解往兴隆店军团司令部。还没等电报发出,高即来电说,‘走到老达房,奉帅令已将郭松龄夫妇枪决。’张看完电报,跺了跺脚,叹了口气说:‘完了!’”奉军总司令部将郭松龄夫妇遗体照片送各部传示,“印刷品送到张学良面前,他在文件上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不忍见郭惨状,对杨的做法深为愤慨。
”第二年,张学良在复饶汉祥的信中,还以哀惋的心情说:“良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
其去冬举事卤莽……良事前不能察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痛悼曷极,方事之殷,良惟自愧。”后来,张学良也经常怀念郭松龄。“张学良失去郭松龄的帮助,自己担起担子感到极大压力。每当遇到不好解决的问题,他就感叹地说:‘有茂宸在,哪用我为这份难!’”在“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之际,张学良将军还念念不忘这位爱国将领,他怀着无限感慨的心情追念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郭世科摘编自郭兆文提供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 任松、武育文著《郭松龄将军》一书,载入《郭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