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上易引火烧身 范仲淹上“百官图”反腐 结果引火烧身
范仲淹早年立志,敢说敢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他纠偏勘误不辟祸患的信念。
范仲淹入仕后,清楚地看到了宋王朝安享太平下的体制弊端,他不断向朝廷提出建议,这些建议,条条符合现实,条条都是治弊的猛药,体现了范仲淹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睿智目光和心忧天下的报国情怀。早在天圣三年(1025年),当还是小小的大理寺丞时,位卑言轻的范仲淹便给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和仁宗,呈上了一份《奏上时务书》,提出救文弊以厚风俗,整武备以御外患,重馆选以养人才,赏台谏以开言路等建议;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在丁母忧期间,他“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冒哀给朝廷上了一份万言书——《上执政书》,针对贫病交加的时弊,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备戎狄”等六条改革主张。
据说,宰相王曾收到万言书后,大为赏识,立即授意晏殊推荐范仲淹应学士院试。
范仲淹立身孤高,报国奉行“以言为先”,而且次次都是药石之言,以致危言多犯,屡言屡贬。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上疏《乞太后还政奏》,请章献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让“春秋已盛”的仁宗亲政,加上这之前他还谏阻仁宗率百官行拜太后寿仪,触怒章献太后,被贬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市)通判。
范仲淹的言行,也使曾推荐他的晏殊担心连累到自己,他把范仲淹叫去严加责备。为此,范仲淹给晏殊写了封长信说:“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反映了他宁死不默的一贯精神。
明道二年(1033年),章献太后鹤驾归西,亲政后的仁宗希望有所作为,拔擢了一批太后垂帘时受到压制的官员。范仲淹也由陈州(今河南淮阳县)通判召还,担任了谏官。谏官的职责就是提意见,不久,仁宗因为宠幸尚氏、杨氏二妃,准备废黜郭皇后,范仲淹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率众台谏到垂拱殿门,伏奏郭后不可废,结果被押解出京城,贬知睦州(今浙江建德市)。
即使狼狈如此,范仲淹还在《睦州谢上表》中反复劝说仁宗:“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廷争,国朝盛典”。
景佑二年(1035年)冬,范仲淹由知苏州提拔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进京。归来后的范仲淹,论事愈急。当时,吕夷简任首相,颇为专权。范仲淹便把一些要员的晋升情况绘制成《百官图》上呈仁宗,指着上面开列的百官晋升顺序说:“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丞相”(《范文正公年谱》),直言宰相用用人不当,以权谋私。
这把位居人臣之极的吕夷简气得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反在仁宗面前诉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这次,他又落职饶州(今江西鄱阳)。
历经三度贬职,范仲淹丝毫不见收敛,他那近似固执的坚持,源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源于他忧国忧民的情怀,源于他许国忘身的精神。只是,不以他为迂阔而真正理解他的有几人?
四、近名与气节
范仲淹一生见贤思齐,不断以往哲先贤的思想、品德和功绩勉励自己。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又在《蒙以养正赋》中说:“学默默以存志,将乾乾而希圣。庶几进退之间,保君子之中正”,表达了要象先圣一样,在得失进退间,不失其高尚的情操。
所以他始终“内守朴忠,外修景行”(《苏州谢就除礼部员外郎充天章阁待制表》),以洁身自好和为国事功要求自己,企望在现实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理想。然而,由于他竭力事功而谏言无忌,进退自如而操守过洁,使他在当时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王安石甚至指责他“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续资治通鉴长编》。
范仲淹确实爱名,但他爱的是竭诚报国之名,爱的是经纶济世之名,爱的是心若介石之名。正因为他爱名如宝,雪操冰心,注定了他无论是重用为股肱之臣,还是贬谪为偏远小吏,始终“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邠州谢上表》)。
唐末五代以来,冯道、范质之辈充斥于朝,不以国破君亡为耻,反以连任“贰臣”为荣。尤其是冯道,历五朝四姓十主而钓台稳坐,自命“常乐老”,洋洋自得。宋初士风沿袭五代,积习难改,士大夫不顾廉耻、不守节操、曲学阿世者不乏其人。
范仲淹作为位起于布衣的至性至真君子,一生砥砺名节,不易操守。他满怀至诚,固执大道,认为“名可巽而道不可屈,怀可卷而节不可降”(《上张右丞书》),他誓言“定应松柏心无改,自信云龙道不孤”(《和并州大资政郑侍郎秋晚书事》)。
正因为名节和操守的坚持,使他能始于洁行而不耽于忧戚,见于大节而不屈于名利,所以他忤逆天威依然谏诤于朝庭,“三黜专城”依然救民于水火,众口铄金依然矢志不渝,正如他自己所说:“素心直拟圭无玷,晚节当如竹有筠”。朱熹对他给当朝士风的精神影响和作用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朱子语类》)。
宋仁宗皇佑四年,六十四岁的范仲淹旧疾缠身,感觉大限将至,便向宋仁宗呈上《遗表》,念念不忘仍是社稷长远,邦国兴衰,他以将死之言规劝仁宗:“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
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还对“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深感忧虑,对自己“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深表遗憾,至于自己身后之事,却只字未提,表现出他一生坚守的大忠和大节。
范仲淹经天纬地之才而用之未尽,忧国忧民之志屈而未伸,他的遗憾是泣血的遗憾,正如韩琦在《范文正公奏议序》中感叹:“不幸经远而责近,识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复沮者,几十四五”,真是未了之英雄,至性之君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