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亮刘庆棠 何立波:庄则栋、刘庆棠、钱浩梁的人生沉浮

“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风云际会、瞬间变幻。庄则栋、刘庆棠、钱浩梁三人,就上演了一出人生变奏曲,起伏跌宕。由于江青的青睐,他们一跃担任部级领导,成为“文革”新贵。“文革”结束后,他们或被开除党籍,或锒铛入狱,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体味了“文革”带来的五味人生。

庄则栋:大起大落的人生传奇

毛泽东曾称呼一个人为“小祖宗”,他就是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这次世乒赛,中国队获得3项冠军,国人大受激励。中日争夺男团冠军进入白热化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在家中看电视,激动不已,对表现神勇的庄则栋喊:“我的小祖宗,你快给我拿下来吧!”

这届世乒赛,年轻的庄则栋战胜了两次获得世界单打冠军的日本名将荻村伊智朗,帮助中国乒乓球第一次夺得男子团体冠军。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队拿走了大部分团体冠军,但最激动最值得纪念的,还是这个开创性的冠军。在当时中国乒乓球男子选手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庄则栋,在连续3届团体赛决战中有如此显赫的战功;也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在三届单打赛中连续淘汰了最强劲的外国选手荻村、木村、高桥浩、绍勒尔,拔得头筹。

在中国体育史上,庄则栋书写了新的一页。然而他的人生,却不像他在球场上那样纵意所如。“文革”开始后,国家体委被军管,体育系统陷入瘫痪。1968年5月,庄则栋因为没有同“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划清界限,被造反派抓走并抄家。此后,他每天被游街、殴打、批斗,住牛棚,经历了一段黑暗的岁月。

庄则栋是个球员,无心涉足政治。然而命运和他开了个玩笑,他不经意地制造的一场体育政治事件,瞬间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文革”爆发后,中国没有参加第29届、30届世乒赛。1971年,毛泽东批示组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中国乒乓球队恢复训练,庄则栋被解放。

1971年4月,庄则栋等人到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其中有两台车是专门给中国运动员乘坐的,往返于驻地与赛场之间。一天,美国选手科恩不小心搭错车,登上了中国运动员的专车。庄则栋很大度,友好地送了科恩一件礼物--杭州织锦。

汽车到达体育馆后,敏感的日本记者发现两人站在一起,纷纷把这个镜头拍摄下来。第二天,科恩把一件别有美国乒协纪念章的短袖运动衫回赠庄则栋。各家报纸图文并茂报道这件事。几天后,美国乒乓球队领队拉福德o哈里森主动登门,询问中国能不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事情汇报到毛泽东、周恩来那里。他们运筹帷幄,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打开中美两国20多年不相往来的不正常状态,此事日后被誉为“小球推动大球”。

后来,庄则栋作为团长,率领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受到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接见,这是建国后中国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代表团。庄则栋从一名出色的运动员,成为“乒乓外交”中一个符号性的人物,从此和政治挂钩。这种身份的变化,几乎是庄则栋荣誉和磨难曲折交替的开始。

1971年“乒乓外交”后,国家体委不再实行军管。38军政委王猛出任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担任了国家体委党组副书记,兼中国青年队主教练。用庄则栋自己的话:“副书记就是挂个名,还是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他已不自觉地跨入政坛。

1973年,庄则栋被选送到“中央读书班”学习,学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学习班结束回到国家体委后,庄则栋发现王猛的处境不妙。别人告诉他,两名内蒙古乒乓球运动员被殴打后写信告状,江青让王猛处理,但几天后没有回音。

王洪文的秘书到国家体委说,王猛不传达中央领导指示。国家体委的造反派开始质问王猛。江青告诉庄则栋,王猛是大恶霸、死官僚,是林彪线上的人,让庄回去跟王斗。庄则栋在接下来的国家体委党组会上将矛头对准王猛,并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1974年12月6日,33岁的庄则栋取代王猛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江青、王洪文等人告诉他:“你年轻,很多事情不懂,什么时候有问题找我们,都见。”庄则栋提出了“批国家体委三代修正主义”的口号,所谓“三代”就是指贺龙、曹诚、王猛,统统都是修正主义,都要批倒批臭。

2007年6月29日,王猛在广州逝世,享年88岁。在他去世前,庄则栋给他寄来赠书,并为当年的事情道歉。

遵从“四人帮”的指示,庄则栋上任后更换、提拔了很多干部。庄则栋曾回忆说,以可靠为出发点,“大批地换干部,这下得罪很多人了,得罪的人不是一般的多。任职期间,再没有什么能留下印象的大事情。我也不打干部,更没整死过人。”

作为一代传奇乒乓球运动员的庄则栋,不仅在事业上遭受过沉重打击,感情生活也未能幸免。庄则栋的妻子鲍蕙荞是一名钢琴演奏家,两人相识于1959年的维也纳世界青年联欢节上。1961年,鲍蕙荞在埃涅斯库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在中国音乐界引起轰动;此时,庄则栋刚好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一下子成为民族英雄和很多女孩子的偶像。1962年春节,在北京市委举行的春节联欢会上,两人再次邂逅,其后正式确定恋爱关系。一个是世界冠军,一个是钢琴演奏家,令人羡慕。

1965年,他们结婚了。婚后,庄则栋住在北京鲍蕙荞的娘家。这是一所独门独户的四合院,岳父是水电专家。他们的结合原本很诗意、很完美,然而随着“文革”的到来,一切开始蒙上阴影。鲍蕙荞的父亲被打成“反动权威”,遭到隔离审查。庄则栋因为反对批斗原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也成为批判对象。在庄则栋被批斗的3个多月里,他的教练傅其芳和队友容国团因为受不了羞辱,相继自杀身亡。

1969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过问下,庄则栋恢复了训练和比赛。后来就有了“乒乓外交”。1973年以后,庄则栋开始步入仕途。从这时起,鲍蕙荞和庄则栋之间有了分歧,感情也逐渐产生了裂痕。鲍蕙荞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生第二个孩子斓斓的时刻,庄则栋已是体委主任。在分娩前,他匆匆地对我说:‘我还要去会见外宾,我先走了。’一个下午,迟迟不见他来,后来,他终于出现在产房里。他背着手,不像在看自己的妻子,倒像一个大干部在巡视工作,身后还跟着一位最能标志首长身份的随从。”

“文革”结束后,庄则栋的人生又回到原点。1976年10月,庄则栋被关入北京卫戍区,审查长达4年。审查期间,庄则栋靠看书和练书法打发时间,四年间读了几千部书。

1980年8月,庄则栋出狱,担任山西省乒乓球队教练。因为不算正式教练,他没有伙食补贴,每月只有70元工资,还要给北京的母亲和孩子寄出50元,剩下的20元全部用来吃饭。1984年,时任国际乒联主席的荻村伊智朗,得知了老朋友庄则栋的遭遇,经多方斡旋,庄则栋终于调回北京与家人团聚。回京找工作的过程中,庄则栋私下表示不愿回体委系统。最终,他选择在北京市少年宫任教,回到了他30年前出道的地方,培养青少年选手。有次基辛格来华访问时问起,得到的回答是:“庄则栋出差了。”

1980年代初,拍摄了电视连续剧《乒坛坛主庄则栋》。随后,中国新闻社用多种文字版本向海外发行播放。在这部电视片中,庄则栋亲口说:“人生的道路有时真像一个圆,它既是开始又是终结,它的终结又是一个新的开始。过去,我在少年宫打球,现在又去少年宫当教练,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在热爱的事业中重新找到我自己!”

1985年,庄则栋与鲍蕙荞离婚了。他回到北京交道口母亲的家,住进了一间十平方米的小房子。在人生低谷里,日本姑娘佐佐木敦子走入他的世界。

庄则栋后来曾这么描述自己的心情:“深夜我在沉寂的斗室里,形影相吊,心里很不平静。我背负生活的重负,赤裸着双脚吃力地跋涉着。我品尝人生的苦、辣、咸、酸,领悟着人生阴、晴、圆、缺的风光。现在,我是一块炭,只能发点热而没有光,谁碰上我,会沾上黑。然而,敦子女士十三年来没有忘记我,却在关心着我,打听我的下落……”

由于政治原因,庄则栋不可以与外籍女子结婚。佐佐木敦子说:为嫁给庄则栋,愿意放弃日本国籍,成为中国公民。然而,他们结婚还需要得到组织的批准。佐佐木敦子随后给中国大使馆和邓小平寄去了申请信,并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准,成就了这段传奇婚恋。

2013年2月10日,庄则栋在北京佑安医院去世,享年73岁。在庄则栋一生中,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毛主席叫过我‘庄爷爷’”。

刘庆棠:“洪常青”的“腾飞”与坠落

看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人,都会对那位英俊大方、气宇轩昂的娘子军连党代表洪常青留下深刻印象。作为洪常青的第一代扮演者,刘庆棠曾是当时许多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那么,刘庆棠是怎么从一个芭蕾舞演员成为文化部领导的呢?

1946年初,16岁的刘庆棠考入白山艺术学校,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创办的第一所艺术学校。1952年12月,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国家歌舞团--中央歌舞团正式成立,刘庆棠成为该团的民族舞演员。当年,中央歌舞团曾聘请苏联芭蕾舞演员来教芭蕾。苏联老师根据水平,将男演员分成高中低三个班。刘庆棠属低级的第三班,然而他勤奋好学,一年半之后进入属于高级的第一班。

1956年,刘庆棠听说北京舞蹈学校(已改称北京舞蹈学院)开设了芭蕾舞专业,积极要求去学习,得到组织的批准,24岁“高龄”时开始正式学习芭蕾舞。

1959年12月31日,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了实验芭蕾舞团,由被誉为“中国第一只白天鹅”的白淑湘等22名演员和18名演奏员组成。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专业芭蕾舞团。实验芭蕾舞团成立后,在古雪夫等苏联专家帮助下排演了芭蕾舞《天鹅湖》。

在挑选男主角王子的演员时,其他几位候选人在托举女主角白淑湘时显得力量不够,唯有刘庆棠完成得较好,他因此被选为王子的扮演者。首演《天鹅湖》,在中国芭蕾舞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它的首演成功,鲜花、掌声和荣誉接踵而来。

《天鹅湖》《海侠》《泪泉》等舞剧,都是刘庆棠和白淑湘一起跳的。在大家的眼中,两人是很好的搭档。但是随着白淑湘名气越来越大,刘庆棠心中颇不是滋味。在排演中,刘庆棠也付出了汗水和艰辛,但是人们大多把目光集中在白淑湘身上。

一些内行已毫不客气地指出:“刘庆棠的气质不像个王子,倒像个战士……”刘庆棠不是不明白,芭蕾舞是以女演员为主的艺术,但是他就是摆不平心态。为发泄不满,他开始变相整白淑湘。

当时,白淑湘是演员队队长,刘庆棠是党支部委员,分管共青团工作。刘庆棠拉拢唆使一部分人,散布“白淑湘只专不红”,“父亲是被镇压的,她跟父亲划不清界限”等言论。不久,刘庆棠取白淑湘而代之,当上了演员队队长。小试牛刀,让刘庆棠看到了权力的力量。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意,源自周恩来1963年秋的一次谈话。12月,林默涵根据舞蹈界知名人士的建议,决定把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创作组很快成立,刘庆棠是成员之一。1964年2月,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11人组成《红色娘子军》创作组,前往海南岛体验生活。创作组组长是李承祥,刘庆棠是副组长。为体验生活,刘庆棠带领编导和其他主演到海南屯昌的解放军某部当兵一个半月。4月下旬,刘庆棠一行回到北京彩排。7月中旬,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完成,请周恩来总理和有关领导审查。北京军区一位领导看后说:“气质不够。满台‘娘子’不见‘军’,手中拿着‘烧火棍’!”

刘庆棠对这个意见很重视,他作为领队带领全体演员、演奏员一百多人又到部队当兵一个半月。回来后再演,气质果然有了明显变化。9月26日,经过重新编排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第三次彩排。周恩来观看后眼睛湿润了,他在与演员握手时的头一句话就是:“我比你们落后了、保守了。我原来在想,用芭蕾形式表现中国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是否先编个外国题材过渡一下。没想到你们演得这样成功!”周恩来当即决定,用演出《红色娘子军》招待西哈努克亲王。10月8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真等在中南海小礼堂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毛泽东很高兴,当场赞扬道:“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