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漪丽的子女】巫漪丽走了 留给我们的是一曲《梁祝》
89岁的巫漪丽去世了。4月20日晚,这位女钢琴家倒在了新加坡维多利亚音乐厅里。
对于不甚了解中国当代音乐史的人而言,巫漪丽这个名字,听起来似乎有点陌生。「新中国第一代钢琴家」、「中国钢琴的启蒙人」这些美誉,让人们对她怀有了一些模糊的敬意;而让这些敬意落地、与人们各自具体的回忆勾连在一起的,是她漫长艺术生命中短暂的一瞬:她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钢琴部分的首创者和首演者。
△巫漪丽老师
对巫漪丽和她那一代中国音乐人来说,对此后六十年间听着它长大的中国人来说,一曲《梁祝》,意味太多。
时间拨回到1958年。正值「三面红旗」迎风飘扬的年代,这一年秋天,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向全校师生发出了「解放思想、大胆创作、以优异成绩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号召。
何占豪此时则在为他的「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发愁。这个出生于浙江诸暨一户农家的男生,从小就受父亲的影响,痴迷于越剧音乐。新中国成立后,他辗转浙江省文工团和浙江省越剧团乐队,并于1957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进修班,学习小提琴演奏。
△何占豪
「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并不是单纯发端于政治号召。五十年代的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下乡慰问演出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何占豪和他的同学们为农民们演奏了贝多芬和巴赫,农民们虽然拍手称赞,但是却表示「听不懂」。何占豪们问他们想听什么,农民们说:「我们想听越剧、沪剧!」
有着越剧基因的何占豪被农民们的肺腑之言打动了。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成立了这个实验小组,其中就包括后来《梁祝》初次演出时的第一小提琴手俞丽拿。但在当时,「小提琴民族化」是一个在学院里饱受争议的概念。许多从小接受西方音乐教育的同学认为,用小提琴去演奏中国传统音乐,「洋不洋、中不中」,是「下里巴人」,而不是「阳春白雪」。
△「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
政治献礼的紧迫任务暂时平息了争论。1958年冬天,实验小组的同学们前往浙江温州农村劳动锻炼,同时讨论创作选题。最开始的选题有三个:关于解放台湾的「全民皆兵」、关于三面红旗的「大炼钢铁」,以及一开始仅仅作为备选项的「梁祝」,并将选题上报给了学院党委。
学院党委书记孟波是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他认真思考了三个选题,最终选择了「梁祝」这一题材。他认为,小提琴的性格较为纤细、柔软,适宜表现「梁祝」这样委婉动人的爱情题材,同时又有浓郁醇美的民族风格。
孟波托人将意见转达给了远在温州的同学们。很快,何占豪就写出了一个四重奏版的「小梁祝」,它成为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梁祝》的雏形。但是,由于何占豪并不是作曲系的学生,从小所受的音乐专业教育也颇为有限,所以「小梁祝」远远称不上是成熟的奏鸣曲。孟波自然明白这一事实。他与副院长丁善德教授商量,将作曲系四年级的陈钢介绍给了何占豪。
△1959年,《梁祝》创作过程中。左起:丁善德、何占豪、陈钢、孟波
陈钢与何占豪不同,他出生于音乐世家,父亲是有着「歌仙」之称的大名鼎鼎的作曲家陈歌辛。陈歌辛写有《玫瑰玫瑰我爱你》、《凤凰于飞》等风靡老上海的歌曲,其中《玫瑰玫瑰我爱你》此后为美国歌手翻唱,是第一支打入欧美流行乐坛的中国歌曲。
但是,1957年,陈歌辛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送往安徽白茅岭农场劳动。因此,陈钢甫一开始与何占豪合作,学院内部就传出来不和谐的声音。这些措辞激烈的声音认为,国庆献礼的作品不能任用一个家庭有历史问题的人来创作,同时,「梁祝」这种「才子佳人」式的题材是封建糟粕,不能用于国庆10周年献礼。
没人知道何占豪和陈钢在创作时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在孟波的保护和丁善德的指导下,二人的合作逐渐步入佳境:何占豪有丰富的越剧音乐资源,他主要负责写作旋律;陈钢有良好的西方奏鸣曲功底,他负责执笔配器。就这样,经过三个月的合作,到1959年5月,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最终定稿。
定稿之后,包括实验小组的同学们在内的整个乐队,开始忙碌地学习乐谱和排练。5月27日,同学们在上海兰心大剧院举行了新作品的首次公演,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在何占豪和陈钢的构想中,小提琴独奏代表着祝英台的形象,小提琴演奏的好与坏,决定着演出效果的高低。
俞丽拿很明白这个道理。小提琴演奏技艺纯熟的她不负众望,成功地进行了《梁祝》地首次演奏。她后来回忆道:「当我演完最后一个音符,台下静静的,没有掌声,我的心扑扑直跳。就在这个时候,掌声雷鸣,而且一直止不住。我们谢幕谢了很多次,把陈钢、何占豪也拉上来了,掌声还是响个不停。」
△《梁祝》首次公演中的俞丽拿
由于观众的反响出乎意料地好,并没有事先准备返场曲目的同学们,只好再演奏了一遍《梁祝》。从此之后,《梁祝》便流传开来,而俞丽拿也因此一夜成名,由她演奏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唱片发行量多达一百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一张,俞也因此荣获中国首届金唱片奖。
远在安徽农场改造的陈歌辛从广播中听到了这首《梁祝》。当然,他也听到了作曲者之一的名字,他的长子陈钢。激动万分的陈歌辛写信给陈钢,让他尽快将谱子寄给自己。而陈钢,尽管无比急切地想要将自己所获得的成功的喜讯分享给父亲,但是在政治的阻隔面前,他最终还是没能将曲谱寄给父亲。而陈歌辛,则于1961年活活饿死在安徽农场。
△陈歌辛与他的妻子
此时的巫漪丽则已是一名小有成就的音乐家。生于1930年的上海的她,从小接受系统完整的西方音乐教育,曾师从前上海交响乐团指挥、意大利著名钢琴家梅百器。1948年,巫漪丽首次登台,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贝多芬第一钢琴协奏曲》,取得了巨大成功,一时名噪上海滩,被称为「最年轻的女钢琴师」。
值得一提的是,她首次登台的地方,就是日后《梁祝》首次公演所在地,当时被誉为「上海的音乐殿堂」的上海兰心大剧院。巫漪丽与《梁祝》的缘分,在那时便已经注定。
△9岁的巫漪丽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流传开来之后,社会各界还希望它能再出一个钢琴版本。身为北京中央乐团第一任钢琴独奏家的巫漪丽便主动揽下了这个活。她找来《梁祝》的总谱,「闭关」了三天三夜,创作出了《梁祝》的钢琴伴奏。随后,她将这一伴奏带上舞台,成为了《梁祝》钢琴伴奏的首演者。
巫漪丽的丈夫杨秉荪,当时则是中央乐团第一任小提琴首席。两人在中央乐团相识,并由着音乐的指引相知相爱,最终步入婚姻的殿堂。二人婚后,琴瑟和鸣,默契非常,一起合作了多首曲目。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巫漪丽和杨秉荪,正诠释着爱情最完美的样子。
然而,正如梁祝之间的爱情最终遭到了封建礼教的摧残,巫漪丽与杨秉荪之间的婚姻,也因为时代的风云突变而走向了戛然而止的结局。1966年,文革开始,中央乐团也难逃政治动荡带来的劫难。曾留学匈牙利的杨秉荪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被打入「反革命小集团成员」,被判入刑十年。
△中间者为杨秉荪
突如其来的变故对巫漪丽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她最终被迫选择与杨秉荪这样的「反革命」划清界线,提出了离婚。尽管如此,她还是被赶到小阁楼,有人贴她的大字报,邻居直接将番茄酱涂在她的门上。她在半夜两点被突然喊醒、押走、殴打,被发配到北京郊区的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而巫漪丽所能做出的最后的反抗,便是对那些殴打她的人说:「求求你,别打我的手,打我的脚吧。」
对于一个视钢琴艺术为生命的人来说,她显然明白,那双在黑白琴键上翻飞的手,是她生命价值的所在。造反派们的殴打让巫漪丽留下了病根,她的双脚因此患有长期的脉管炎。
而七八年前还广受人民喜爱的《梁祝》,一夜之间被认定为「每个音符蘸着反党毒汁的大毒草」,俞丽拿也被批斗成「放毒者」而遭到迫害。
本就出身不好的陈钢则被关入牛棚。对于他这样的作曲家来说,文革没能打倒他对音乐热爱的心。由于这一时期不允许演奏「洋、名、古」曲,陈钢便创作了大量民族题材的小提琴曲,如《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这些曲子甫一出炉,便风靡了大江南北。须知,在样板戏盛行的年代里,仅仅是小提琴曲这样的器乐,就已经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陈钢
文革结束之后,杨秉荪出狱,重新回到中央乐团第一小提琴手的岗位上。但是,由于巫漪丽主动提出离婚,杨秉荪的大姐便强烈反对二人复婚。最终,杨秉荪经人介绍,与一名因「出身问题」而未能结婚的医生走在了一起,并于20世纪90年代赴美定居。
巫漪丽则继续在艺术的道路上孤独地探索着。她于80年代两次赴美深造,师从李斯特学派的音乐家。此后,她加入了美国国籍,后来又定居新加坡,一边从事音乐教学,一边继续着自己的音乐演奏事业。
一代音乐大师眼看就这样消失在公众的视线里,而命运最终没有背弃她对音乐的执着与热爱。在新加坡时,经一位家境富有的学生牵线,巫漪丽开始与国际知名录音师杨四平合作,录制她个人的首张专辑。这张最后定名为《一代大师》的专辑于2008年面世,引起了业内外的如潮好评。
2013年,82岁高龄的巫漪丽出版了她的第二张专辑《一代大师II》,这张专辑荣获2013年度十大发烧唱片奖,她本人则荣膺年度音乐艺术成就奖。巫漪丽又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里。
△《一代大师II》专辑
那一代音乐家们,大多经历了与巫漪丽相似的人生轨迹。尽管俞丽拿演奏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大卖,但是由于中国不健全的版权制度,她从中获得的稿酬一共只有区区1500元,连想要送给友人自己的CD,都要自己掏钱购买。
何占豪和陈钢则再也没有创作出像《梁祝》这样在民间有着极高流传度的作品。有人评价何占豪此后的作品「跳不出《梁祝》情情爱爱的框框」,而陈钢则因为在媒体面前声称自己是《梁祝》的主要创作者而遭到非议。
尽管如此,这些音乐家们都凭着《梁祝》这一首「中国最著名的交响乐曲」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凝聚着他们共同努力的这首作品,在其诞生后的六十年间里,被反复地播放、演奏、喜爱,成为几代中国人交响乐的启蒙。它出现在爷爷的录音机里、学校放学的广播声中,和它所讲述的那个不朽的故事一样,成为中国人共同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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