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消费的好处】你为什么应该更注重精神消费
我相信,追求幸福快乐几乎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愿望。经济学家认为,幸福快乐是一个社会的健康指示器。我们深知,金钱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幸福快乐,尽管当我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它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非常微弱。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 我们应该把钱花费在哪里?因为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钱是一种有限的资源。
关于消费金钱,多数人的观念里都有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假设:实物(实体对象)的存在时间更长,所以,它能够给予我们的幸福快乐感受要比一次性精神体验 - 如音乐会、休闲度假等活动 - 更为长久。然而,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这个假设从根本上来看,就是一个错误。
康奈尔大学心理学教授托马斯·季洛维奇认为,“幸福快乐的大敌之一是我们自身的适应性(adaptation)这一特点。” 心理学家季洛维奇在金钱与幸福快乐这个主题上的研究工作已经超过二十年了。“购物真能让我们高兴起来,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这种幸福快乐仅能维持一小段时间。在开始阶段,新的物品让我们极度兴奋,但是很快,我们就会对此习以为常了”。
因此,季洛维奇建议,与其购买新一代的 iPhone 或者最新款 BMW,不如把钱花在精神体验(experience)上,如参观艺术展,从事户外运动,学习新技能,或者外出旅行。
季洛维奇的发现是一项综合成果,结合了许多其他人的针对伊斯特林悖论的深入研究。伊斯特林悖论向我们揭示了一种现象:金钱可以带来幸福快乐,但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我们的问题是,适应性到底是如何影响我们感知幸福快乐的呢?在一项研究中,每当实验者要求被试自主报告他们的实物消费和精神消费的感受时,答案往往是这样的:最初一段时间,这种感受水平几乎相当,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被试对于实物的满足感就会开始下降,与此同时,对于过往经历的满意度反而会不断上升。
可长时间存在的实物,能够给予我们的幸福快乐,竟然没有一次性的经历和体验更为持久,这简直就是一件违反常理的事情。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实物与幸福快乐似乎相互抵触,因为实物更容易让我们与之适应,它们将慢慢消退,成为一种新的常态(normal)。但是,就在实物消费带来的快感逐渐消失之际,精神消费带来的愉悦和满足感,反而变成了我们自身性格的一部分。
“我们的经历就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它们要比实物重要得多”,季洛维奇说,“你可以非常喜欢你那些实物性商品。你甚至可以认为它们就是你身份标志的一部分,但是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和你彼此分离。相比之下,你的经历和体验真能成为你的一部分。我们就是我们人生经历和体验的总和。”
由季洛维奇主持开展的一项研究甚至进一步向我们揭示,即使一个人有过对幸福快乐产生负面影响的生活经历,如果他们一旦有机会谈论这些时,他们对这些经历和体验的评价就会上升。季洛维奇将此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些在过去看似紧张或吓人的事情,当你在一次聚会中讲述它们的时候,就可能变成有趣的故事,或者当你在多年之后回顾这些往事的时候,它们早已成为塑造你性格特征的极其宝贵的人生经历和体验。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相对于分享实物消费,分享人生经历和体验可以帮助我们与他人建立更多更紧密的关系。你很可能觉得,你愿意与之分享你在波哥达经历的人,会比巧遇同样购买一台4k高清电视的人更为亲密。
“我们可以和他人一起直接享受这些经历和体验”,季洛维奇说,“而且在此之后,这些人成为了我们故事的一部分,我们还能将其分享给另外一些人。”
当你在经历一些特殊的生活事件时,即使无人与你相伴,你也更愿意与那些同样徒步走过阿帕拉契小径的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而不是都拥有 Fitbits 手环的那些人。
有时候,相对实物消费,你不太可能被动消极地与别人比较人生或者生活经历。一项由莱恩·霍维尔和格拉汉姆·希尔主持的研究发现,相对而言,实物更容易比较各自的特点和特性(你的戒指是多少克拉的呀?你电脑的 CPU 速度是多少?)正是由于容易比较,所以我们就会经常这样做。
“这种相互攀比的倾向在实物消费上,要比精神消费显著的多”,季洛维奇说,“在度假期间,如果我们发现有人住更好的酒店,坐头等舱,确实能让我们感受到不少烦恼。但如果与实物消费相比,妒忌程度要小很多。”
如果你是一位企业家,希望建立一支更加幸福快乐的团队,或者,你是一位政府政策的制定者,希望培育出更加幸福快乐的公民,季洛维奇的研究已经向我们发出了一个有益的提示 - 利用投资手段最大化个人幸福快乐的解决之道。
季洛维奇与艾米特·库玛尔在最近一期《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合著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通过转换投资方向,企业、社会团体、甚至政府就能很好地引导人们追求精神消费,从而极大地改进和提升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快乐感受。”
如果他们的研究真能深入社会和人心,这不仅意味着个人可自由支配收入的消费转变,而且也表明了各类社会组织,应该给予员工更多的带薪假期,政府应该开辟和维护更多的休闲娱乐空间。
“作为一个现代社会,难道我们不应该创造更多机会与可能,让精神消费变得更容易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