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容乃大议论文 蒋勋:中华文化有容乃大

熟悉两岸文化圈的人,必定听说过蒋勋。仿佛一夜之间,他讲美学和文学艺术的书风靡两岸,也成为文艺青年和专业人士口中的话题人物。2014年起,蒋勋在台湾台东县池上乡率先驻村创作并担任艺术村总顾问,热度堪为“池上第一红人”。

生于西安,成长于台湾,为人亲切和善,嗓音软糯温暖。写诗作文、画画习字、授课主持,蒋勋有着多重身份。古稀之年,他依旧活力十足,甚至想尝试高空弹跳。有学生帮忙刻了“从心所欲”的印章,“下面不逾矩那三个字我不要”,他说。

城乡应有更多对话

记者:听池上的农友说,您的画作提升了他们的日常,也启发了他们的审美自觉。您认为艺术家驻村以来,池上在精神文化层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蒋勋:我不觉得艺术有这么大的感染力,其实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跟他们学。他们有一种双脚踏踏实实在土地里面的实在,还有面对事情的担当和谦卑。而知识分子在农民面前,其实有一种自己不知道的傲慢。回到对于季节的歌颂,土地的歌颂,最后也只是让他们知道,原来我们这么有福气,住在这么好的地方。艺术能够做的大概就是点到为止,让他们知道生活周遭的环境,原来这么美。

记者:徐志摩说过“我的眼睛是康桥教我睁的”,池上农友叶云忠也说“是云门帮我们张开眼睛”。对池上人来说,您和林怀民老师的加持,让他们对池上有了诗意和美的再认识。

蒋勋:其实池上人有很踏实的生活。他们能够为四神汤熬一个晚上的大骨,按照不同的时间加入莲子、薏仁、芡实、淮山。他们跟我讲,每一种东西,因为煮烂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在加的时候要有次序。那就是一种美。

台湾乡村的人很羡慕都市的人,可是又害怕都市的人。他们为什么要花那么贵的价钱去听一场柏林爱乐?他搞不懂为什么艺术这么贵。我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城市里的人能跟乡村里的人有更多的对话。

记者:您觉得在文化推广方面,台湾的情况怎么样?

蒋勋:我常常问台湾官方一年有多少人进台北故宫博物院,进台湾两厅院(戏剧院和音乐厅)。我觉得他们给的数字不全面。我说你可不可以调查2300万台湾人,有多少人一辈子没有进过台北故宫或两厅院。因为他想都不敢想,他的经济条件可能让他觉得,根本就不能买那个票进去。

所以我们尽量努力地做,想办法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进来。我很高兴见到池上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在台湾很多的领域,我们都希望能够推展,消除文化上的阶级和隔阂。

两岸文化交流愈益频繁

记者:您长期推广美学跟文化艺术,也经常往来两岸,在您看来,两岸的文化氛围是否有所不同,有没有什么比较显著的特点?

蒋勋:其实越来越接近。从1949年以后,两岸曾经长达40年几乎没有接触和来往,所以难免有些疏离和隔阂,可是近些年来往频繁了,所以越来越接近。

云门两个剧团正在大陆几个城市演出《十三声》,在现场你会发现,年轻观众跟郑宗龙在演出后的对谈,一点隔阂都没有。我原来有点担心《十三声》有关台湾庙口文化,大陆人对此可能不了解,还特别去录了音频节目,做了很多介绍。后来我发现根本没有问题,彼此的隔阂真的越来越少。

记者:不少台湾艺文界人士声称,台湾是保存中华文化最完整的地方,就那么一路传承下来。您怎么看?

蒋勋:我不敢这样说。中华文化是非常大的题目,我们所认为的中华文化,可能只是自己看到的一小部分而已。我去陕北看秧歌,去贵州看傩戏,这次也赞助山东潍坊农村戏剧节发起人牟昌非来台湾。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非常大的包容力。台湾的确保留了一部分,但大陆有些东西又是台湾没有的。对待文化,心胸越宽大越好,不要去制造很多的隔阂和排斥,特别不要有任何的对立。

生活教会我很多东西

记者:从这里延伸出一个老问题,有些人会觉得,现在台湾民众素质比较高,是因为受中国传统文化滋养。还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受现代西方文明的影响,有了规则意识和社会默契。您觉得呢?

蒋勋:我在成长过程里,当然很感谢因为儒家传统在民间的影响,父慈子孝,朋友和谐在台湾表现得蛮明显。可我不觉得它全是正面的,比如许多对立跟冲突,它不太敢面对。还有它缺少个人自觉的秩序,因此会不会也造成台湾现在强调民主的时候,反而乱成一团。

这几年大陆年轻人充满活力,台湾因为经济不好,年轻人有一点意志低沉,有很多人跑到上海、北京去工作,留下来的觉得没有路可走。这个现象我们也要面对,不要因为人在台湾,就把它掩盖起来,故意说它好,应该让它真实自然地表达出来。

记者:您的作品经常论及生死和众生,有非常多宏大和终极的观照,涉及“大哉问”。那您现在到了70岁,是不是对生命有了更深沉的体悟?

蒋勋:不晓得。生命永远是个两难,你有很高的向往,可是你也知道作为人,人性里所有的纠缠,也都很难摆脱。池上教我很多东西,他们的族群很复杂,有卑南人,后来又有外面移进来的客家人、闽南人。到上世纪70年代,跟着国民党来的那些士兵解甲归田,又有很多大陆各省的老兵来到池上。他们就经历了族群上从不了解、摩擦到最后彼此包容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