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福庆女儿】不能忘却的医学教育宗师颜福庆(一)
经过三代繁衍,颜家在新的故乡——上海,人丁兴旺起来,逐渐形成传奇式的颜氏家族,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初期的宗教界、教育界、医务界有重大影响,为推进中美两大国的文化合作与友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家族中声名显赫的有: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监(校长)颜永京、杰出外交家颜惠庆、医学教育家颜福庆、铁路工程师颜德庆等等。在颜福庆那一代,颜家人才并出,盛极一时。
清源19岁那年,到一家厦门同乡开的干货铺当了伙计。店铺在上海老城小东门的桂元桥。在上海站稳脚跟后,清源娶了崇明沈氏(1812-1861)。婚后在上海城墙的一座庙宇旁安了家。
沈太夫人先后生有四子一女。五个孩子中最有出息的是颜永京(1838-1898,字拥京),家中排行老三,所以小名叫“三大”。永京前面还有两个哥哥,先后都夭折了。永京下有一弟一妹。弟弟颜如松(?—1888,字澍隆),就是颜福庆的父亲。
走科举道路,显亲扬名,荣宗耀祖,是当时社会的正途。可清源是上海的新移民,根本无力为孩子铺就这条通向官宦之路。永京、如松兄弟幼年就被父亲送到教会学校,接受基督教教育,然后委身教会,一辈子传教,走上了与传统绝然不同的道路,彻底与科举仕途告别,而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神的世界。这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耶鲁大学医学院留学生
1906年秋,颜福庆飘洋过海,来到了美国。这一年,颜福庆24岁。
20世纪初,美国医学教育还存在发展中的混乱,医务界商业化气息很浓。“野鸡医学院”丛生,医学博士文凭满天飞。联邦政府还没有统一的医学教育标准,全国数百所医学院,入学标准也五花八门,少数要求高的需要大学二年级或一年级,一般要求高中毕业,甚至更低。各校学制也不同,水平参差不齐。这种状态,直到1910年弗莱克斯纳报告发表后,才逐渐改变。
图一1909年颜福庆在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照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颜福庆放弃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医学院,决定报考美国常春藤名校——耶鲁大学医学院。经过插班考试,直接进入耶鲁大学医学院二年级就读。
医学院院长是医学博士、化学教授赫伯特·E·史密斯。在耶鲁大学校长哈德利和校董会的授权下,医学院的10位教授组成教授会,共同治理医学院。当时耶鲁医学院的学制是四年,毕业后授予医学博士学位。
美国的大学,每学年一般分为三个学期。1906年9月27日,耶鲁医学院1906—1907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在上海,9月下旬还是丹桂飘香、气候宜人的中秋时节。可纽黑文却已经开始进入冬季,下起了鹅毛大雪,积雪深可达数尺。在美国的第一个冬天,让这位身高172厘米、体重53公斤的壮小伙冻得直打哆嗦。
比纽黑文漫长的寒冬更难以适应的,是耶鲁的功课。一开学,颜福庆就意识到,自己的自然科学基础还远远不够,尤其在化学、生理学方面。我们知道,耶鲁的化学、生理学在全美是出了名的。美国医学发展史上著名的弗莱克斯纳报告,素以严厉、苛刻而著称,除了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外,几乎把全美所有的医学院批得体无完肤,但对耶鲁医学院的化学、生理学却作出高度评价。
颜福庆认识到的差距,其实也是圣约翰与耶鲁的差距,更是中国与美国医学教育的差距。为了迅速弥补医学前期基础课的薄弱环节,福庆全力以赴。
第一个学期,颜福庆要对付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药理学、病理学五门基础课。教室里,亨得森教授讲授生理学,奥斯本教授讲授药物学,菲里斯教授讲授解剖学,巴特利教授讲授病理学和细菌学。每位教授除了课堂讲授外,还兼带部分实验。背诵书目、参考书目开出了一大串。比如,豪氏生理学教科书、提氏药理学、德氏病理解剖和组织学手册、施氏组织学、乔氏细菌学等等,都是需要背诵的教科书,此外每门课还要阅读大量辅助教材。
基础课,除了实验,就是课堂讲解。死记硬背占了相当比重。颜福庆曾与胡美说起学习中一个细节,“像看天书似的医学专业词汇,让人望而生畏”。课前,教授会指定课本中的某几段文献,叫学生反复阅读。如遇到疑问,留到课堂上提问。
对于其中的经典文献,更要求大段大段地背诵,甚至全文背诵。讲解课上,教授主要是检查学生对文献的熟悉程度,叫学生逐个背诵指定的段落,碰到文献中疑难的地方,教授会作些解释和说明。前期基础打好以后,到了三四年级,课堂背诵的内容减少,更多地采用讲解的方式,但讲解仍然以课本内指定的阅读材料为基础。
在耶鲁大学医学院,颜福庆重新接受了一整套系统的现代医学训练,为将来从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院长
与延聘教师同样紧迫的,是找到一家教学医院。短期内自办医院不现实,只能暂时接办或租借一家。可是教会医院不肯,公家医院不便,私人医院又不适。最后,颜福庆与中国红十字会协商后,于1928年8月租下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医学院有了第一所综合性教学医院。
从1844年第一所西医医院仁济医院创办,到1927年,上海已经医院林立,形成了教会、私立、公立医院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教会医院实力最为雄厚,著名的有仁济医院、同仁医院、西门妇孺医院、公济医院、广慈医院等。
在教会医院占主导地位的年代,完全由国人自办的红十字会总医院,与上海医学院一样,有划时代的意义。1927-1928年度,红十字会总医院已有床位120张,年住院病人达2000多人,门诊量已达22000人次。但是与教会医院相比,红会总医院规模小,设备差,接受的病人大多是平民,医院每年入不敷出。颜福庆接手的那年,医院赤字已达4151美元。
接管红十字会总医院后,颜福庆亲自担任医院院长。制定了“病人至上”的彻底人道主义的院训,成为全院医师员工的指导原则。为了实现“病人至上”的院训,颜福庆建立起专任医师制度和24小时住院医师制度,聘请乐文照、任廷桂、孙克基、高镜朗、富文寿、周诚浒等德艺双馨、年富力强的医学院教师分任各科主任,使基础研究与临床相互促进,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医院以优质的服务,低廉的收费,很快成为上海普通市民,尤其是平民信赖的医院。
人气旺了。营业费也上去了。接手的第二年,医院就扭亏为盈,第三年赢余已达7038美元。红十字会总医院迅速成为国内有影响的教学医院,成为医学院的主要实习基地和培养医学人才的摇篮。1932年9月,红十字会总医院改称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
20世纪30年代,红十字会总医院与上海医学院本部合作,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如乐文照曾发表有关霍乱时肾功能减退的论文,被50年代出版的《希氏内科学》所引用。应元岳在国内首次发表人体肺吸虫的报道。董秉奇应用胸廓成形术治疗肺结核,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更令红会总医院扬眉吐气。
不过,红十字会总医院作为医学院的教学医院,是租赁性质的,不是医学院的财产。相反,医学院每年要交纳一笔很大的租金。从长远来看,医学院迟早要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大型综合性医院。这家医院于1929年倡议,六年后建成,就是著名的中山医院。
图二1915年中华医学会成立大会时合影(前排右七颜福庆,右八伍连德)
雅号“犹太人”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曾感叹自己是一名“高级乞丐”,每当他看到纽约街头的乞丐,就会同病相怜,产生无限的同情。这是一位著名教会大学校长的甘苦之言。为了办教育,不得不向诸色人等捐钱。冠冕堂皇地说,是募捐。说白了,是当一名“高级乞丐”。
颜福庆何尝不是如此。筹建中山医院的100万元,是挨家挨户上门“乞”得来的。每一元钱,都来之不易。
一名瘦削的中年人,不管刮风下雨,出门带一把伞,手夹一本募捐册,坐三等车厢,到了目的地就开始劝人捐钱。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一直到对方实在不好推辞,在募捐册上写下自己的大名。然后换一个地方,再重复原来的程序。
这是福庆留给亲戚朋友最深的印象,现在年逾八九旬的老人还记忆犹新。辛苦募捐得来的钱,全部入册。铢积缁累,一步步地接近百万元的目标。
只要有捐助的可能,颜福庆见缝插针,“有眼必钻”。
医学院教授会里,方子川的父亲是开糖行的。颜福庆叫方子川动员父亲到上海糖业工会募捐。
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到东北,颜福庆请吴市长做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终于同意捐1万元。
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去世了,全国各界送了巨额丧仪。颜福庆上门做宋蔼龄的工作,“丧仪用于办医院,这是替老太太造福”。恳请宋家把这笔丧仪捐出用于中山医院。好话说了一大堆,还抬出了亲戚关系:倪桂珍从小寄居在颜福庆的舅舅吴虹玉家,排起辈分来,颜福庆与宋家三姐妹有亲缘关系。巨额丧仪终于转到了中山医院账上。
凡是能利用的关系,颜福庆都用足了。
募捐启事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发到了慈善界,五台山善普化佛教会会长王春暄捐了50元。
募捐信发到了英美烟草公司、西门子中国公司、亚细亚煤油公司、开滦煤矿、江海关、沙逊洋行等大型企事业单位。江海关捐助了53,000两,设立专为海关职员服务的“江海关病室”。银行公会捐资15,000两,设立了“银行业病房”。
中山医院的捐赠大户名单中,还有两位犹太人嘉道理爵士、沙逊爵士的名字。沙逊捐了74,125.87两,嘉道理捐了10,000两。犹太人是迷一般的民族。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法西斯疯狂迫害犹太人,世界上只有上海接纳犹太人。对上海,犹太人抱有故土般的感激之情。
艾利·嘉道理刚从巴格达来到“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时,不过是一文不名的小人物。凭着精明的脑袋,发了家,成为与哈同、沙逊齐名的犹太大亨,获得了英国爵士的封号。今天延安中路的上海市少年宫,就是嘉道理当年的豪宅大理石厅(Marble Hall)。嘉道理的富有,从宅第可见一斑。嘉道理最终成了中山医院和上海医学院的捐款大户,捐赠了中山医院的皮肤科。
颜福庆精明过人,善于理财,尤其是募捐的这股劲头,与犹太人倒有几分相似。老上医人在背后送给他一个雅号:“犹太人”。
嘉道理还与颜福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认了颜福庆的小女儿颜湘清当干女儿。另一个捐赠大户、“火柴大王”刘鸿生,数年后成了颜福庆的亲家,颜湘清嫁给了刘家大公子刘念仁。颜福庆的大女婿陈炳章成了孔祥熙的英文秘书。
经过两年广泛的社会募捐,中山医院100万的募捐目标日渐接近。上海医事事业董事会成立前,捐款数已达8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