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恍惚惚何厚铧 红红火火恍恍惚惚的中国结 真的是中国特产吗?
中国结应该是当下比较具有“中国元素”的小物件了,又因其鲜亮明快的颜色和吉祥寓意而倍受欢迎。那么这中国结自何处来,又自何时蔚然成风的呢?
我们似乎还要从一个更小的物件——盘扣说起。
中国结和盘扣有什么不可描述的关系?
“薙发易服”一直是倍受诟病的清初政策之一,我们且不论自赵武灵王以来,随着一次次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胡服对中原本土服饰有过多深远的影响,仅清初这项弊政的直接后果,是中原农耕民族延续了千年的传统服饰为之中断。
取而代之的,是瘦削窄袖、马蹄形袖端、左右两开裾(行服四开裾)、系以盘扣——一种充满浓郁骑射风格的满洲服饰出现在中原的历史舞台之上。
盘扣的式样
盘扣也叫纽襻,是西方服饰传入以前中国服饰文化中所特有的纽扣形式。有学人考证目前可见的最早的纽襻实物出现在辽代,代钦塔拉辽墓中出土的两件棉袍“在领子的下端均有纽扣,与衣服左腋下的扣袢相系”,但目前已发现的辽代纽襻实物也仅此一件而已。
金代齐国王墓中出土的完颜晏男士袍服,注意红色框子内的纽襻
到了女真人建立的金代,纽襻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在黑龙江发掘的金代齐国王完颜晏墓中,出土的男式袍服左腋下镶嵌有三枚纽襻。虽然以目前的资料尚无法确认这小小的纽襻是契丹人还是女真人首创的,但它来自于寒冷的东北、来自于游猎民族长期的生活经验这一点,似乎还是说得过去的。
有人说在南宋的对襟服上也曾出现过纽襻,但毕竟彼时的理学家朱熹夫子确乎有过:“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的愤慨,细究起来恐怕也难说不是受了胡风的影响。元代国祚太短,纽襻虽也有出现过,但始终也没有大行其道,到了明代洪武帝更是明令禁止胡服,全力恢复“上承周汉,下取唐宋”的中原传统服饰体系,纽襻更是没了用武之地。
清代服饰中的纽襻
清代,盘扣是随着满洲人的统治而流行起来的,但民众对美的追求往往不受所谓种族的限制。作为装饰,盘扣逐渐演化出各种不同的花样,有模仿动、植物的菊花扣、梅花扣、金鱼扣,有盘结成文字的吉字扣、寿字扣、囍字扣,也有几何图形的一字扣、波形扣、三角形扣等等,盘花分裂两边,有对称的也有不对称的,林林总总花样繁多。从这些式样之中,我们大约可以看到一些微缩的“中国结”影子。
尔康身上挂的那个算是中国结吗?
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到汉服繁盛的汉唐时代,去找寻下中国结的影子。近时好评如潮、人气爆棚的良心剧《琅琊榜》,被认为较为严谨地再现了汉代的礼仪制度,那么其中一个关于佩戴玉饰的细节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
正如《尔雅义疏》中所记载的:“佩玉之组条,用以连贯玉者,也叫纶,用丝绳婉转结之”,演员佩戴的玉饰是直接用带子挂在腰间的,只有下面的绦穗,并没有我们常说的中国结。
《琅琊榜》中出现的几处佩玉画面
唐代遗存下了大量的工笔人物画,不过很可惜,在这些画面里我们也找不到中国结的影子。即便我们将视线跳跃到清代,在延续并发展了隋代开始的蹀躞制度的清代宫廷里,各色挂件上也看不到所谓的中国结。这小小中国结的出现,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久远。
明佚名仕女图
又有所谓上古结绳记事为中国结之发端的说法,结绳记事无论是作为文字的前身,还是作为曾经的契约精神的体现,都是可以被肯定的,但以此为中国结的肇端似乎又有些牵强了。
目下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结起始于汉服的女装装饰,从周代的“绶带”,到南北朝的“腰间双绮带,梦为同心结”,再到盛唐的“披帛结绶”、宋的“玉环绶”等等,我们还是从历代的人物画中领略一二。
传世的唐代人物画,他们的腰间并不能见到所谓的中国结
唐代的绶带似乎与“结”相去远了些,宋代仕女的身上垂下来的绶带则已经开始打结,到了明代,女性服饰上出现明显的结扣形装饰绶带。以此为“中国结”的开端似乎尚有可原。
不过,这种结在彼时应该是被叫做“络子”的,从《红楼梦》一书第三十五回中的描写来看,络子在清代是一种十分流行的装饰品,而且已经不局限在女性服饰之中。
清代宫廷挂饰,似乎也是只有“下坠儿”,没有出现所谓的中国结
作为中国古典美的中国结,
背后藏着一段来自异域的历史
但是,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在藏传佛教的文化视野下八吉祥徽中的盘长(吉祥结)应该说是与中国结在形象上最为接近的,而它所蕴涵的是佛法回环贯彻、求无障碍,意味着佛智圆满。
而在明清家具中独具特色的“万字格”,其相似的形制、所隐喻的吉祥内涵似乎也与盘长(吉祥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我无法确认这一形象是何时出现在藏传佛教中的,但扎雅·罗丹西饶活佛认为,八吉祥徽是“最早在正规经文中提到的符号,这就意味着它们的根源至少要追溯到梵文或巴利语的佛教经文中”。
明清家具中的“万字格”
如此一来,我们竟不得不换一种思路来重新审视这小物件了。藏传佛教前弘时期是公元八世纪由印度直接传入西藏地区的,在发展过程中也含纳了自汉地传入的唐密内容。
随着蒙古铁骑与宗教圣地的接触,蒙古人逐渐皈依了藏传佛教,无论是为忽必烈创制蒙古文的帝师、萨迦派的大成就者八思巴,还是由宗喀巴大师创立的“黄教”格鲁派,都曾深刻地影响着蒙古文化的发展进程,至今我们还能在传统的蒙古元素中找到八吉祥徽的影子。
忽必烈的帝师、萨迦派大成就者八思巴
至于明代,虽然藏传佛教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深入中原,但噶举派的第五世噶玛巴德新谢巴却是被明成祖册封为“大宝法王”的。而清代满洲人则早在关外时便已经通过蒙古人接触到了藏传佛教,至今留存于沈阳市内的藏传格鲁派寺院实胜寺,即是皇太极时期修建的清代第一座皇家寺院。
蒙古元素中的盘长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盘长(吉祥结)是随着藏传佛教信仰的东进而进入中原文化视野之中的,其式样和吉祥圆满的美好寓意也逐渐被中原农耕民族所接受、吸纳,并最终沉淀为今日的“中国结”。
唐卡中的达赖喇嘛与顺治皇帝
说去说来,窃以为恰是盘扣的推广给了中国结一个出现的前提,络子的历史给了中国结一个存在的渊源,而盘长的吉祥寓意给了中国结典型的形象,如果割裂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似乎都不能完整的展现中国结中所聚结着的、历史客观中复杂的民族文化交往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