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槐树在何处 为什么北方人祖籍都在洪洞大槐树?
在山东、河南、河北、安徽……乃至大半个中国,都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过去上年纪的人总爱对年轻人说:“咱是山西洪洞县老鹳窝底下的人。”为了证实这种说法,老人们总是让孩子们看小脚趾甲,说凡是过去从山西洪洞县老鹳窝底下迁来的,最小的那个脚趾盖子都是两瓣的。
中间碑文为“古大槐树灵”
元末明初,北方移民聚焦大槐树
这一切,还须从元末明初说开去。元朝末年,农民起兵造反事件不断,官方则疯狂镇压,这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中原地区又接连发生水、旱、蝗、疫四大灾害,天灾和人祸折磨得河南、山东、河北、安徽等地“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
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结束了元末长年的兵灾,但水、旱、蝗、疫已使中原之地“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墟”。
山西与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相比,却是冰火两重天。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那里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说明当时山西比较安定,再加上邻省难民流入山西,山西人口更加稠密。
明朝建立以后,由于中原地区人粮剧减,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开封就由上府降为下府。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朱元璋深有所悟“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于是决定采用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
多次移民,历史聚焦大槐树老鹳窝。
据史料记载,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涉及到了十八个省的四百九十多个县市的八百八十二个姓氏。山西是人口稠密之处,而当时的洪洞县又是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担负民众外移自然首当其冲。
山西《洪洞县志》以及洪洞县《大槐树志》记载,明永乐年间,当地官府曾七次在大槐树左侧的广济寺集中泽、潞、沁、汾和平阳没有土地的农民以及人多地少的百姓迁往中原一带,并给所迁之民以耕牛、种子和路费。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当地官府人员在树下为被移之民办理手续,登记造册,按所去地点编队,然后发给一应物品。
“不要忘了,家乡这棵筑满老鹳窝的大槐树”
被迁者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乡时总割不断故土之情。他们凝眸古槐,见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鹳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想着自己这一生不一定能返回故土了,为了让子女永远记住自己的家乡,有朝一日回来时能够顺藤摸瓜找到自己的老家,就指着孩子们最好记的大槐树和上边的老鹳窝说:
“不要忘了,以后若能回到家乡,记不住咱的村庄,就先找这棵筑满老鹳窝的大槐树,然后再慢慢找自己的老家。”“到了新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从这大槐树的老鹳窝底下出去的,彼此要互相照顾!”
但这只是从大道理上说,而对当时被迁徙的每家每户来说却都是莫大的悲哀。明统治者定出的移民条律是“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同姓同宗者还不能同迁于一地,好好的一家人便被拆得七零八散。
同姓同宗者为了和亲人迁到一处,不得不改姓。有的因恋家而半路逃跑,被追回后要受残酷的惩罚,有的被割去耳朵,有的在脸上用刀划成标记。如此所受的心灵上的摧残、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在被迁徙者心中几十年,甚至以后的几代人心中都难以弥合。
好在中原人没有忘本。以后不论走到山南海北,只要一说是老鹳窝底下的人,都亲热无比。中原地区少见老鹳而多见老鸹,后来人们就把“老鹳窝”说成了“老鸹窝”。
再后来,中原地区经济复苏了,而惨痛的记忆却一直传承着……
在后来人的心中,“山西移来者”的观念影响是深而又重的。传说,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纪律严明,由陕西打往北京,一路对百姓秋毫无犯,但后来进入山西洪洞县,却突然不是那么秩序井然了。李自成拿几个带头违犯纪律的小头目问罪,审问之后,得知士兵们原来都是“大槐树老鹳窝底下的人”,混乱是出于对家乡的感情,不但没有问罪,反倒放假三天,任将士们寻亲访旧。
兴建遗址,塑造大槐树认同
到了晚清时期,大槐树的事迹已广为流传,但在洪洞本地,大槐树长期不见遗址,当地居民亦语焉不详。直到民国初年,洪洞士绅景大启、贺柏寿等人出资兴建古大槐树遗址,并写成书稿正式出版,大槐树终于有迹可循。
建址之初,景大启在碑记中宣称“古大槐树在敝庄广济寺之西,即世所谓迁民处也”,确定了古大槐树的位置,还把它安置在迁民传说中提及,现实中也能找到的广济寺边上。但明初的广济寺当时已经迁址,由于年代久远,重建古迹的记录里提及选址依据是“故老之传闻”。
明初山西移民与大槐树的关系,也被贺柏寿的碑记确定下来。他认为明初移民并不都是洪洞人,但又说当时“洪地殷繁”,每次迁徙都有洪洞人参与。至于大槐树,则是“荟萃之所”,即移民集中地。
景大启
遗址建起来后,很快收到奇效。当时军阀卢永祥从太原南下,直逼平阳,军中士卒多为河北、山东、河南人,原本在途中烧杀抢掠,行至洪洞,见到大槐树遗址,出于对先人的崇敬,竟秋毫无犯。洪洞人受大槐树庇荫之恩,对景大启等人的事业也热情高涨,文人墨客广泛加入,让大槐树的故事越讲越大,越讲越清晰。
1916 年,洪洞县志修志,纂修者韩垌第一次把大槐树写进了地方志中,不过在提及大槐树为集合之所时,也提到“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之后,贺柏寿的弟弟贺椿寿提到,广济寺曾为移民之事树碑,碑文记载甚祥,这个碑现在虽然没了,但“乡里耆老犹及见之”,至于碑叫什么碑,记载了哪些东西,他没有说明。
此外, 1921 年赵戴文为《洪洞古大槐树志》作序说,大槐树移民说“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这既是事实,又把大槐树故事的依据牵系到众多家族谱系的记录中。随着《洪洞古大槐树志》和两年后更大规模的《增广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刊印出版,他的观点也广为历史学家采纳,持续影响至今。
1949 年后,弘扬大槐树认同的士绅不复存在,这一认同本身却并未被破坏。大槐树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待遇足以反映认同之强烈——知名度极高、反映劳动人民受到压迫的著名古迹“苏三监狱”,在文革中被拆毁;而士绅修建的、仅有数十年历史的大槐树古迹,却因当地人的崇拜而保存下来。
不过,承载大槐树认同,并被当做依据的家谱、祠堂、墓碑却在历次革命运动中损失惨重。等风潮结束,存世的大槐树记录已经不多。但 “寻根问祖”开禁后,失去祖宗脉络的人又兴起了续修、重修家谱的热潮。不少原本没有大槐树认同的人,也在这一时期顺应大众热情,变成了大槐树的新子孙。
到如今,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十八个省,五百县,有的还远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鸽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