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是儒家的吗】#读书笔记#万历十五年之李贽
七十老翁复何求?这是李贽在自裁后弥留之际留下的话,我们看到了一个苦闷至绝望的思想家。李贽并不是孤本,这种苦闷是飘荡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头顶的一朵乌云。
几个世纪后的今天,李贽获得了较高的历史评价,被称为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旗帜。
李贽其人,初为官员,后入空门。著作内容非常广泛,涉及面虽广,却并不等于具有多方面的精深造诣。然其时,当日的士人,对于“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在于李贽著作的主题,着眼在私人利益与公众的道德相融合。
中国的儒学孔孟之道,经理学的改造,至明朝中后期,实为铁板一块。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论,要求在道德上摒弃个人私利,福利他人。而明朝自草创之际,就提倡道德的统治,忽视私人利益。久而久之,公众道德和社会实际严重脱节。
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的旗帜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无怪乎李蛰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李贽著作之流行即在于此。
李贽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个人自由,心学的影响隐为其因。李贽在追求个人自由中是一个行动派,在仕途上升之际辞官闲居,后又离妻女,入空门,远宗族。没有官场的羁束,宗族的负累,李贽得以追求个性和行动的自由。李贽的自由还体现在他的务实,“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相较而言,以耿定向为代表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表现的是言行不一。
李贽的务实让他形成了一些异于传统的历史观,他所期望于大臣的,是他们的执政的功绩而不是道德的言辞。一个奇才卓识的人,在为公众的福利作出贡献的过程中,决不能过于爱惜声名,因而瞻前顾后,拘束了自己的行动。他可以忍辱负重,也可以不择手段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这种舍小节而顾大局的做法被视为正当,其前提是以公众的利益为归依,而在伦理上的解释则是公众道德不同于私人道德,目的纯正则不妨手段不纯。与上述的论点相联系,李蛰更为大胆的结论是一个贪官可以为害至小,一个清官却可以危害至大。他尊重海瑞,但是也指出海瑞过于拘泥于传统的道德,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
万历十五年中指称李贽为自相矛盾的思想家。他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他没有能创造一种思想体系去代替正统的教条,原因不在于他缺乏决心和能力,而在于当时的社会不具备接受改造的条件。另一个自相矛盾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共存。于此看来,李贽的自相矛盾更多是时代的特性,他只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
李贽晚年因御史弹劾获罪,并在狱中自裁,有人称之为明朝第一思想犯。他的罪,不在于行为不捡,而是他“惑世诬民”的著作。中央政府依靠道德进行通知,维系社会上成千成万的读书人,他们是社会的主流。而李贽的学说作为心学的延伸,施用于孔孟教条之前,就很可能发生耿定向所说的“朱信先横”,以为自己的灵感可以为真理的主宰。
其后果,则可以由于各人的个性和背景而趋向于泛神主义、浪漫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它存在着鼓励各人以自己的良心指导行动,而不顾习惯的道德标准这一趋向。进而引发了思想的萌动,增加了统治的难度。
由此,我们渐渐看到了李贽们的苦闷和绝望。面对江河日下的大明王朝,李贽、张居正、戚继光、海瑞等志士仁人,加之嘉靖、万历等君主,想扶危墙于未倒,却只能无力回天,不得善终。这种苦闷和绝望有着深层的文化矛盾,可以说是必然的,简而言之,就是上层建筑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盲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