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对中国的启示

明治政权建立,暂时设置三职制度、一八六八年一月将政府机构扩充为“三职七科”。以总裁为政府的行政首脑,下设议定和参与。议定之下设“神祗”掌握祭祀,“内国”管理内务,“外国”管理外交,“会计”管理财政、“刑法”管理司法以及制度等七科。二月又将下层机构扩充为“三职八局”。新政府的各种机构已基本完善。经过慎重的商讨和几番修改,

明治政府以宣誓形式发布了“五条誓文”:(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五条誓文”成为明治政府的施政纲领和新政规范。

明治政府又颁布了“政体书”,“政体书”共计十五条,以法令形式确定国家大政方针和各种规章制度。确立了中央政府的组织形式为“大政官”制。强调权力集中,但是在政府机构组织和职权划分中,效法了美国的政治制度,突出了三权分立的思想。指出:“太政官之权力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则无偏重之患,”并明文规定,政府官吏实行公选和轮换的方式。《政体书》为日本由封建国家改造成民众的国家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一八六八至一八六九年为第一次太政官时期,以后又经过第二次(一八六九至一八七一年)、第三次《一八七至一八八五年》太政官时期的重要官制改革。一个新的民众内阁体制已初具规模部分改革派、倒幕运动的杰出领袖,如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伊滕博文等纷纷进入政权核心,成为明治政府的实力派。他们积极推行改革,为日本近代工业文明近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在他们掌握了越来越大的难以制约的权力以后,便逐渐走上了专制的道路。他们以出身的藩籍结成派系,排斥异己,大权独揽,成为一批新的藩阀专制官僚。

明治政权新的政治体制为民众改革在日本顺利进行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新政伊始,百废待兴,明治政府最紧迫的改革任务是取消封建领地和藩国割据,充实财政基础,建立并巩固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此,新政权运用赎买的方式,通过“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等政策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所谓版籍,就是各藩的版图(领地)和户籍(民众),“版籍奉还”就是各藩首领交出对土地和民众的封建领有权。各藩首领在原领地:内任藩知事,成为新政府的地方官,将原领地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一为他们的俸禄。“废藩置县”则是彻底取消藩主的封建统治权,即废除藩国制度,打破藩界,设置府县,由中央任命的政府官员管理政务。旧藩主迁居东京,由国家发给俸禄。

政府又将禄米俸禄以及货币俸禄全部取消,改为发行公债。国家用公债作为对领主的补偿,一次发放完毕。当时领取公债券武士总计三十一万多人,约占士族总数的四分之三,公债总额计一亿七千三百多万日元,大部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藩主可领到上百万日元,而一般武士只能领到五百多日元。持有公债的领主们或投资于银行、企业,或购买土地。这种作法不仅缓和了政府的财政困难,而且给当时还不十分稳定的货币赋予生产机能,使货币通过生产手段及生活资料的流通转化为资本,从而加速了货币资本他的过程,结果出现了一批大地主、大资本家和大银行家,那些只:能领到极少公债券,甚至根本领不到公债券的下级武士则最终丧失了寄生生活的来源。他们进入各行各业,成为小商人、自由职业者、城市贫民或者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整个武士阶层不复存在了。其结果,既加速了资本的积累,又造就了大批自由劳动力,成为明治政府推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废藩置县废除了封建领地及领主的权力,避不可免地将导致日本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瓦解。解决土地问题已经提到新政权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早在幕府统治时期,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占有统治地位,领主将绝大多数土地划为份地分给农民世袭耕种。收取地租,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农村中发生了阶级分化,出现了新的地主阶层。他们所占有的——定数量的土地,得不到封建法律的承认。新政权建立后,新兴地主阶级迫切要求承认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广大农民也渴望彻底摆脱封建领主阶级的枷销。同对,新政权也深感幕藩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弊端。

为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 一八七二年,政府颁布了“田地自由种植”许可令,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承认土地私有。这一措施正式在法律上确认了新兴地主和在农村中占有土地的高利贷者,以及富农对土地的所有权。一八七三年又规定允许农民弃农经营工商业,农民从被束缚的土地上解放出来。为近代工业文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这时在日本农村中小农拥有的土地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地主只占百分之三十。同年又实行了地税改革,。基本内容是:取消过去那种按土地收获量纳税的规定,实行按土地价格征税的新办法;地税的税率定为土地价格的百分之三,不论年成丰欠,固定不变,地税一律交纳现金:凡是具有土地所有权的人,不论其耕种与否,一律承担交纳地税的义务。

地税改革使明治政府的财政收入稳定下来。由于规定的地价标准很高,所以地税额大体上和幕府时期的负担一样,相当于一般年成的百分之三十四左右,以后又逐年有所增加。地税成为明治政府的最主要的财政收入。

经过地税改革,幕藩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最终被废除,从而确立了日本近代的土地所有制。这种制度比起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显然是一种进步。但是,由于占有土地的新兴地主和富农本身的封建因素,他们同封建领主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日本近代工业文明生产关系的薄弱,这种土地所有制带有明显的封建烙印。这种烙印在土地的经营方式上体现出来:一种是具有富农性质的雇工经营制;另一种是封建的出租制。但是与过去的领主土地所有制不同,农民的人身在原则上是自由的,土地也可以买卖,他们与地主的关系是近代工业文明的契约关系,而不是过去那种封建依附关系。至于地租,地主将一部分用于自身消费:一部分投向资本工商业,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商品经济,对发展近代工业文明极为有利,又带有近代工业文明性质。

土地制度改革对日本近代工业文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论哪一个国家要完成封建制向近代工业文明的过渡,必须要解决土地问题。也就是说,土地制度与近代工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日本,由于确立了近代土地所有制,特别是在地税改革后,国家以高额地税不断充实和扩大政府财源,使新政权在扶植近代工业文明成长时,有了比较雄厚的资金和物质基础,起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此外,由于规定交纳货币地租,必然会促进国内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具体表现为土地的主要产品大米进一步商品化,以及农业经济作物生产的不断扩大和发展。这对于加速日本近代工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明治政府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作为指导改革的总方针。其奋斗目标就是要以西方先进的近代工业文明国家为榜样,大力扶植和发展近代工业文明,并通过民众近代化的实现,将日本建成一个独立自主、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近代工业文明强国。

富国强兵是明治政府改革的最根本的目的。这一政策的制定,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具体的时代背景。自一八五三年以后,西方相继踏上日本列岛,使日本面临着严重的半移民地化危机,例幕派的爱国志士们试图以强大的军事国防力量来捍卫民族独立,富国强兵的提出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一八七一年二月,明治政府发布建立近卫军的法令,组成一支专门保护天皇的近卫部队。与此同时将旧时各藩军队进行整编。为建立一支象西方民众国家拥有的那样的常备军,明治政府于一八七三年一月颁布了“征兵令”。其中规定凡是年满二十岁的健康男子,不论何种身份,均需应征入伍。新建军队的人员和武装不断扩充,到八十年代末期,已经拥有陆军七个师团现役军人五万三千人,预备役军队二十五万六千人,海军拥有二十五艘军舰和十艘鱼雷艇,总计五万多吨,以后又逐年扩充。这种常备军被称之为“皇军”。作为军事官僚机器的补充,日本还建立了近代警察制度,一八七四年一月起,政府在各地设置了中央集权的“国事警察”制度

日本近代民众的国家机器,除了对外防止和抵抗外来入侵,对内用来镇压和统治民众之外,还充当了向亚洲邻国侵略扩张的反动工具。随着日本近代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壮大,日本统治阶级走上了一条赤裸裸的军国主义道路。

殖产兴业是明治政府发展近代工业文明经济的重大国策,它的基本内容就是运用国家的力量,扶植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 一八七零年政府设置工部省,作为领导殖产兴业的机构。在此后十年内,为了贯彻“殖产兴业”的方针,在近代工业文明生产关系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明治政府大力创办国有企业,由国家资本带头实行近代工业文明工业化,兴建国营的模范工厂,同时接收、改造幕府时期的工业企业。为了使日本经济能够独立发展,并为工业化提供可靠的物质技术基础,日本在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的同时,注意加强对原有技术的改造,使之适用于日本的工业体系。

一八七零年,维也纳举行世界博览会。日本虽然财政困难,仍然拨出五十万日元,成立博览会事务局,由工部大臣佐野常民任总劾,亲率七十名官员、技术人员、工人组成的代表团赴奥参观学习。归国后,向政府提交了长达九十六卷的报告书。在报告书中,代表团根据欧洲的情况,提出日本今后应兴办的事业。这次活动在日本产业史上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八七一年十一月,政府又派出——个规模更大的代表团,由右大臣岩仓具视率领,包括政府各部门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滕博文、山口尚芳等出访欧美。此次出访的主要征务有两项:一个是谈判修改幕府末年和西方一些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禁止外国军队在日本驻扎;另一个任务是实地考察,代表团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访问了英、美、法、比、德、俄等十八个国家,广泛地考察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文化制度等。特别注意对财政的考察,如财会制度、税收、国债、关税、货币、邮政等等。代表团结合日本的国情有重点的进行考察。例如,他们认为日本在地理环境等方面与英国颇相似,于是就走遍了英伦三岛,访问了英国许多著名的城市,参观了军事、重工业、金属、纺织、化工、食品、商业、金融机构、城市设施等等。他们还重点访问了德意志帝国,着重参观了军工厂、电机制造厂、兵营、剧场和消防等部门,考察了德意志帝国的军事制度。因为德国是帝制国家,封建性较强,与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代表团对德国格外感兴趣。

通过参观访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发展近代工业文明方面应该学习英国,在搞军事建设方面要学习德国。代表团口国后,大久保利通于一八七四年五月向政府提出“殖产兴业”建议书。书中强调指出:大凡一个国家的强弱是由于民众的贫富决定的,民众的贫富又取决于物产的多寡,物产的多寡又起源于是否鼓励民众搞工业,归根到底是看政府官员是否鼓励殖产。

为了加强技术力量,政府派遣大批留学生去国外学习。早在幕府末年,就有维新人士去国外留学,明治维新之后留学的人数迅速增加。一八七一年有留学生二八一名, 一八七二年有三五六名, 一八七三年达到三八二名。开始固审查不严,学费昂贵,不少大名只顾选自己的子弟去留学,结果造成学生质量有下降的趋势。为此,政府下决心进行整顿,以前出去的留学生全部召回,由文部省通过考试选拔,从一八七五年开始,减少留学生的人数“却十分注重质量。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九五年甲午中日战争前,共派出一一八名,平均每年不到六名。留学生一般学习四至六年。学成回国后取代政府聘请的那些享有优厚待遇的外国专家。一八八零年后学生逐渐回国,政府便逐渐解聘外国专家。

日本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明治政府成立后,为解决财政困难,曾大量发行不兑换纸币,结果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贬值,国家收入减少。为扭转局面,政府除向民众加紧榨取外,还决定将连年亏损的企业出售给私人,以增加国家的收入。一八八五年以后,除军事工业以外,属佣工业已经全部低价卖给了资本家;三井、三菱等都是在这时候得到政府大量“处理”给他们的企业的。

政府在“处理”国营工矿企业时,价格极为低廉,条件也很宽大,基本上是无息长期分期付款,例如,投资六十二万日元的长崎造船厂,连同四万四千日元的库存,仅以九万一千日元一次支付交给了三菱,投资五十九万日元的兵库造船厂,仅以五万九千日元一项支付交给川崎。这些拥有特权的大资本家与政府相勾结,为名符其实伪“政商”。国家对这些“政商”性质的大资本实行保护政策,发给巨额补贴,实行进口优先,发放大笔企业贷款、以及减免企业税和出口关税等一系列扶植办法,竭力保护新兴民众的经营活动。明治政府运用这种手段,不仅壮大了私人资本的力量,促进了日本近代工业文明的成长,而且利用国家权力促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因而,这一措施和地税改革、革除封建武士的俸禄等措施具有同样重要意义。

由于私人近代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日本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从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开始的,很快波及到绳丝、造纸、制糖业,出现了一批规模宏大的近代企业。这些企业不仅实现了生产的机械化,而且创造出以蒸汽机为单一动力的机械体系和技术体系,为实现近代工业文明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在重工业部门中,私营企业虽然也有所发展,但远不如轻工业,其中军工、钢铁、机械生产还要靠国营工厂。在早期工业革命热潮中,日本的工业、农业。铁路运输、造船、对外贸易等行业均有惊人的发展,日本的人口也在不断增加,明治初期,全国人口约劝四百万左右;到一八九零年为四千零四五方人。经过早期工业革命热潮,日本的近代工业文明工业化已经初步实现,近代工业文明已开始形成,日本已从一个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初步成为一个近代工业文明农业工业国。当然;由于基础过于薄弱,与同时期的欧美先进国家相比较,日本的整个工业水平仍然处于落后的地位。

明治维新的又一重大内容是、“文明开化”,这是明治初年十分流行的口号。所谓文明开化;舰广义来说,是指学习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藉以建设一个独立富强的近代工业文明新日本:就狭义来说,是学习欧美近代工业文明国家的教育科学文化和生活方式,藉以改造日本封建文化,建设近代工业文明的精神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开化就是日本学习西方的一次社会变革运动。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播西方民众的启蒙思想:二是进行广泛而深刻的教育改革。

由于日本民众的不成熟,在明治维新时,日本没有产生象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前那样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在此之前,主要是通过荷兰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则很少问津,因此,明治维新前,没有进行舆论上的充分准备,新政权建立后、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深感改造日本思想文化的必要性,即需要破除日本固有的封建思想文化的糟粕,大力传播西方民众的启蒙思想。由此可见;日本的启蒙思想不是本国近代工业文明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从西方先进国家移植来的。启蒙运动也是发生在明治维新之后。这是日本现代制度革命的特点。

德川幕府曾长期奉行锁国政策,但国际之间的思想交流用锁国来扼制是难以奏效的。西方的现代民主思想传入日本,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主要是欧美西方的武力压迫和中国在贸易战争失败的影响,使日本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从锁国思想逐渐转变为开国思想,这些就是明治维新以后实行“文明开化”的思想基础。

一八七三年,从明治时代杰出的思想家、日本现代思想民众启蒙运动的创始人福泽渝吉为代表的一些政府官员学者,成立了民间组织《明六社》其目的在于联合日本的有志之上。商讨发展教育,探求启发民智的方法和途径。《明六社》成为日本启蒙运动的领导核心,该社创办杂志,著书立说,发表和翻译了大量文章和著作,从各方面介绍西方现代思想,宣传的宗旨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暴政及等级特权,反对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宣传天赋人权和国民平等,主

君主立宪,他们宣传求快乐,去痛苦,发财致富合法化,还宣传日本民族主义,宣传保持国家独立,并主张对外侵略扩张。尽管他们的主张有很大的妥协性和保守性,但是在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近代工业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仍然起了反封建的进步作用。

在“文明开化”过程中,新政权对教育改革下了很大功夫。德川幕府时期教育虽有一定规模,但仍然比较落后,各藩所办的学校是为武士等级服务的,在日本不同的等级接受不同的教育,当时,武士的子女可以进学校受儒学和军事上的传统教育,平民百姓只能进类似于中国的私塾认字读书,即使如此,有条件读书的人仍然是极少数,约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绝大部分人是文盲。

明治政府把教育改革作为现代制度者改革中最重要的环节,并为此确立三点方针:一、提高国民知识水准,普及初等教育、二、培养科技指导人才,创办科技教育机关;三、通过教育迅速掌握欧美的先进科学技术。一八七一年设文部省,统管文教事、岩仓具视率代表团出国考察的重点之,就是教育。一七八二年九月颁布了纲领性的教改文件《学制》,力图在全国普及初等教育,规定小学要实行近代化教育,学制为六年,课程有读、写、计算、史地、物理、化学等课程。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后来学制改为三年。到一九零六年,当日本国力大大增强之后,又恢复到六年制,并实行免费义务初等教育一八七三年,适龄儿童中有百分之二十八点入学, 一八八六年为百分之四十六点三。一九零二年为百分之九十,一九一八年为百分之九十九,不到半个世纪日本就普及了初等教育。一八七七年建立东京大学。一八八零年,东京大学设研究生院。 一八八五年东京大学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东京大学培养了许多高级人才。日本通过改革教育,提高了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明治政府最初提出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作为指导改革的总方针,其重点仍然是放在引进西方的技术的经济改革上,由于它本身改革的不彻底性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广大下层群众要求彻底铲除封建领主的统治,要求减少地税和改革征兵制;新兴的民众要求在日本建立立宪议会,要求参政。七十年代中期日本开始接受了西方“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思想,开始了带有“政治制度”变革的维新。

一八七四年一月,暴力的下野“征韩派”议员板垣退助成立了爱国公党,将自由民权运动推向全国。由于大势所迫, 一八八一年十月天皇被迫发出诏书,许诺一八九零年开设国会,颁布宪法,一八八一年十月,日本成立了第一个民众的政党——自由党,板垣退助当选为总裁,自由党宣布要为开设国会,减轻地税和修改不平等条约、争取民定宪法而奋斗。但是,由于他背离当时日本的实际,并不能完全得到民众的支持,一些人开始主张主

君和钦定宪法。到一八八四年,自由党内部也发生分裂,一部分开始主

君主宪制,自由党只得宣布解散。明治政府迫于形势终于在

颁布了“帝国宪法”(亦称明治宪法),一八九零年开设国会,七月举行第一次大选, 十一月帝国议会正式成立。宪法规定了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国会设置两院。内阁向天皇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明治宪法的制定,标志着日本近代“君主宪制”体制的确立。

确定“君主宪制”这是日本明治维新最具决定意义的变革。地处东亚一隅的阎本,在被迫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后,虽然能够适应新的形势,通过改革,引进西方的技术。但上仅仅引进西方的技术不够的,因为西方的“现代文明”不仅在技术上,而主要是他通过反封建制度建立的“宪制”制度,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后期不仅仅引进了西方的技术,也开始引进了西方的制度,并结合日本的传统君主专制,在日本建立了“君主宪制”,它跳出了近代东方国家的一般发展轨道,成了当时亚洲独一无二的“民主”和“宪制”国家。这也就促进了日本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后来日本仅用半个世纪就走完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国家将近二百年才走完的道路;这时的日本已经显示出西欧式的先进的近代工业文明国家的全部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