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湘潭大学 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正视我们的不幸福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1983年获中南矿冶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 199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顶级经济学和金融学杂志撰稿人,多次获得美国重大学术奖项。
上个月,旅行中的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温和理性的陈志武,发了一次火。内蒙古呼和浩特饭店门口,他和爱人、两个女儿的座车刚刚停下,车后响起持续的警笛和高音喇叭,让开、让开。他以为是饭店着了火,或者是什么特别追捕行动。等他们让道下车后才发现,什么都没发生,警车需要一个更好的停靠车位,仅此而已。
陈教授压制住怒火,掏出随身相机,拍了车牌号,找他们的头头去了──凭什么呀。头头的回答很直接:不凭什么,这是中国!教授更火了,无法接受这理直气壮的羞辱,一定要为这别人习以为常、浑然不觉的侵犯论个理,最后差点打起来。
陈志武1962年出生于湖南茶陵的一个小山村,父母没什么文化,家中兄弟6个,他排行第5。后来,六兄弟中,离家最远的,到了湘潭,还有两个在茶陵县城,四哥和弟弟仍在老家务农。漂洋过海的老五,成了耶鲁的正教授。
1979年,陈志武考取中南矿冶大学计算机系。第一次到了长沙,世界算是打开了。但他随即发现了差别。他的同学,已经开始侃政治、侃文化,甚至已经有了口头上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了,而他除了正规的教科书外,没有任何课外书刊,借不到,也没钱买。
宿舍同学的父亲,是中科院长沙某研究所的翻译,陈志武从他那儿借到了《中国日报》。《中国日报》8个版,他每天至少看完6个版。有了这段经历,他和英文之间便是直接、紧密的了,不再被中文挡在中间。还听美国之音。大学毕业时,英文阅读和听力都已经没有问题。
研究生二年级,与崔之元合作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上发了两篇文章,其中之一,谈的是民主政治理论,从数理上分析民主的规则与设计,根据的则是经济学大师阿罗的理论。不是说民主要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吗,他们便试图从数理上看清楚这基本的要求到底是什么。还和崔之元翻译了阿罗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列入“走向未来”丛书。
这时候,他才发现他学的“系统工程”专业其实挺空的,无非是工科上的输入量、输出量,还有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工科有那么多人研究,却没有多少人研究政治制度,他觉得这种失衡是危险的。他的好奇和疑问却是典型的工科式的:为什么同样的呱呱坠地,在不同的制度中,就会有不同的人生输出呢?什么是决定人生精彩与否的最重要变量?
他也开始理性思考自己身上时常的愤怒。“愤怒是敏感在粗砺现实前的正当防卫”,但“仅有愤怒是不够的”,要先搞清楚,这个粗砺的现实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他希望自己看问题时能“击中要害”。1986年初,拿到硕士学位后,他不想再学工科了,但是学校不让他走,要他留校任教,分配到政治教研室。他是进入政治教研室的第一个工科生。半年后,申请留学。
陈志武并没有参加托福或GRE考试,因为考试需要美元,而当时外汇管制严,他一美元都搞不到。没办法,直接给耶鲁负责招生的教授写信,说明缘由。他很幸运地被录取了,而且有奖学金。按当时政策,一有工作,二有奖学金,算自费公派出国,国家只允许换取80美元外汇。
1986年8月,身揣70美元的陈志武,从北京坐上了去往美国的飞机。在中转站上海的休息厅里,认识了一位回耶鲁的同学,他有个朋友开车到机场接他,这趟顺风车为陈志武节省了40多美元。
4年后,博士毕业,先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5年,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工作4年,1999年回到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超脱、富足的中产学者生活开始了。他的研究方向是“股票定价、期权定价模型和套期保值”,学术成果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金融学期刊》、《金融研究评论》等世界顶尖经济学和金融学期刊上。
他已经在美国生活13年,用中文写文章有点困难了,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要从高深的象牙塔里走出来,掉过头来研究中国的制度变迁和现实问题。
但关注还是一如既往。1990年代初,经常读到的国内出版物,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免费派发给留学生的。一段时间后,痛苦地发现,国内讨论问题的角度让他很难理解。上个月,从内蒙回到耶鲁后,最深的感触,是“中国其实还是在世界主流之外”。在内蒙牧民家里,他听到了祖辈流传下来的成吉思汗的故事,和他在教科书、成吉思汗王陵碑文上看到的不一样,这随意组装、拼接的历史又让他愤怒了。
又和耶鲁的同事辩论开了。同事的观点,“专制带来效率”,让他气不打一处来,“有个善良、没有私心的君主当然是好的,他不需要花费时间考虑国会的意见、老百姓的立场,不需要照顾方方面面的不同看法,效率肯定高得多,但这么长的人类历史,并没有出现过一位这样的君主,你还在指望他的出现吗?”
总之,2001年开始,这位永不知足的学者,已经成了一名坚定的“厚脸皮的思想推销员”了,非议和辱骂已经不能让他停下来。从证券市场,到财富创造,“什么妨碍我们创业”、“财富是怎样产生的”、“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新重农主义’大可不必”,无所不谈。
他一踏进公共领域,便引来围观。他的思考已经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了这样的习惯,当他们面对现象困惑不解时,会打开陈志武的博客,或者在百度搜索这位思想导师的言论,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确切地说,5年前,他已经转入自己的第二职业,那个在象牙塔里搭建模型、建构理论的陈志武已经隐退了。这让他又能每天都有新认识、新发现。现在,再让他去做纯学术的金融研究、发表纯学术的金融学文章,虽然很容易,但已经缺少了冲动和兴趣。他的幸福感,已经多半来自自己思想契合中国现实的深与浅了。现在,这位整个青春期都在摇晃的中国长大的中年学者的最大担心,是现实中国缺少对社会情绪的消化能力。
陈志武的情绪极少写到他的文章里,这是长时间阅读历史和理性思考得来的习惯,他把尖锐、沉稳的思想,理性、从容地写在他的文章里,驳斥自以为是的“真理”。脸上却总是笑眯眯,平和、不动声色。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20年,“再过4年,在美国的生活时间就和中国的一样长了”。每年,他都要带他的爱人、女儿在中国旅游一次,隔年,带他们回一次老家,他的老母亲还生活在湖南茶陵乡下。
还乡之旅最温馨、最苦涩的,是13岁和11岁的两个女儿围着老母亲说个不停,这两个个体意识极强的美国公民会和他年迈的老母亲说些什么呢?这些时候,这个中年学者总是安安静静地站在旁边,总在担心,他们身边的一些人还在“自我陶醉、自圆其说”之中。国内能提出真命题、在历史里找真素材的学者,太少了。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您在中国历史里有些什么重要发现?
陈志武:我对万历十五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不感兴趣。我不喜欢攀爬史料之山。我的分析方式是经济学和金融学,史料便是在这一视角下为我所用。要有的放矢,让历史回答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论史料证明了还是证伪了我的观点,都是让人欣喜的,一个学者能体验到的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此。国内能提出真命题、在历史里找真素材的学者,真是太少了。
我反感的一个说法是:中国儒家文化维系了几千年,它该有强大的生命力,它该有多强的战胜各种挑战的能力。这个看法是荒唐的、蒙昧的。持这种看法的人不理解两百多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和四五百年前开始的跨洲、跨地区贸易,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制度和人际关系带来的根本性的冲击。
人物周刊:您认为从四书五经里我们能学到什么?
陈志武:儒学研究者说,中国社会强调中庸,以和为贵,不声张利润,不主张暴力。如果他们稍微去了解一下社会现实,包括历史的和当下的,就会发现,现实中并没有他们臆想的祥和、以和为贵。他们不做实地调查,不收集数据,不派发问卷,没有向真实世界发问的传统,也丧失了向真实世界发问的能力。从四书五经里看到的中国,像是从《圣经》里看到的西方,不是真实世界。
不能忽视人的本性去虚构你的学术。一个有趣的现象,武打在中国大众文化里分量非常重,小说、电影、电视、民间传说里比比皆是。这大概能说明中国人的现实世界并没有那么温情脉脉吧。在中国人的印象里,美国人是非常暴力的,但实际上,暴力在他们的大众文化中占有的比例非常小。
儒学研究者总是强调,人要怎么样,人应该怎么样,并武断地认为真实世界里的人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可怕的推理。在明白人应该怎样之前,是不是要先了解真实世界的人可能是怎样的,他们受到什么样的真实局限约束,局限约束下又有什么样的行为选择呢?通过了解“是什么样的”,再调整那个一厢情愿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当然,我也理解他们的美好愿望。
人物周刊:您和儒学学者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陈志武:我把他们称为传统的学者,坐在社科院或者北大的办公室里,看看报纸喝喝茶,说儒学要变成显学、儒教要变成国教。他们的学问是许愿式的学问。做学问不是参加朋友的生日Party,谁许下的愿望最美,谁的学问就最高。中国文化对真理的热情不如西方人。19世纪末期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学术传统,发现我们既没有实证传统,也没有逻辑传统。中国的学术传统和中国的现实社会脱节得太厉害了。
文化不是自上而下、凭空而来的。举例说,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没有股票,没有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没有退休金和住房按揭贷款,他们是怎么去规避未来风险、安排不同年龄时的生活需要的呢?他们靠的是后代,靠的是家族、宗族。
或者说,后代就是他们的股票、退休金、保险和信贷,后代是这些金融证券的具体替代。后代作为父母养老金、保险金、信贷的替身,是隐形的金融合约,它们的执行机制不是靠法官、检察院、警察,也不靠县太爷,而是靠文化。就是说,社会与家庭文化的内容必须作相应的发展,来保证这些隐形金融合约的执行。
人物周刊:如何理解你说的“从金融角度看,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一辈子是不幸福的”?
陈志武:小时候必须无条件地听父母亲的话;年轻时最能花钱却没钱花;等到真正有钱的中年,又四世同堂,要负担父母、孩子的生活;老了以后也是很不幸的,如果有两三个孩子,在赡养父母上,可能会互相推诿。做父母的,可能会想:我怎么还不死?我怎么要靠他们的施舍来生存呢?觉得自己是累赘,是负担,更不幸福。
我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家庭都不幸福,而是说,要有勇气正视并非小面积的不幸福,然后再探究不幸福的原因何在。也不是说不鼓励孝敬,孝敬应该是一种自愿的选择,是一种美德,但不应该是老年人的惟一养老途径。
一个有意思的对比:在很多美国家庭里,父母和孩子往往是一个平等交流的关系,是一种以感情交流为主线的关系。因为,美国的父母亲自己已经有了很多的经济保障,他们不需要把孩子看作他们未来的保障,他们已经通过金融产品的组合安排好了自己未来的方方面面,没必要把孩子培养得对自己言听计从。中国的一些传统家庭观念,是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而逼出来的。
当初倡导和今天继续研究、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一直没有意识到,没有外部发达的保险、证券、借贷这些金融品种,他们再大声呼吁打倒“孔家店”,寻求国人个性,保障国人权利,结果也是难以实现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了“孔家店”维系的那些隐形的金融合约,他们的未来怎么办呢?他们如何规避未来的风险呢?之所以那么多的传统社会都推崇集体主义文化,是没得选择之举。
只有推崇集体主义文化让每个人都忘了自我,才能让那些人格化了的隐形金融合约有得以实现的基础。发展发达的金融品种,可能是打倒“孔家店”的更好途径。我想强调的是,文化不是你想提倡什么、你要倡导什么,而是要搞清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文化,而不是那样的文化。
人物周刊:为什么伪善是普遍的?
陈志武:如果把学术世界里的中国和现实世界的中国做个比较,我们会发现哪个更离谱,哪个更伪善。从时间上看,学术的虚伪造成了现实中国的虚伪,最后没有人站出来捅破它,告诉人们真正的虚伪何在。大众识别能力的不足实际上也和此有关系。
我绝对反对,国内有些学者,以研究受到某个领导的赞成、批示为最高学术成就。参加学术活动时,在大屏幕上打出某某领导做了何批示,真是好笑。都是好消息,都是好现象,都是乐观的、积极的、向上的。这是对当下、对未来可笑的虚荣感。不愿意承认事实、面对问题。不愿意告诉大家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下次如何避免出这样的事。引用一句话,谁愿意生活在小康的猪圈里呢?
人物周刊:国有大企业上市是否是合格的创业故事?
陈志武:本来,这些大公司的上市应该给我们带来许多传奇式的个人创业故事、个人或团队的创新精神,带来一个个活生生的财富故事,然后通过媒体激发整个中国的创新激情和创业文化。但是,中行、工行、中石化的上市不会带来这些。相比之下,盛大、分众传媒、百度等这些私人起家的上市企业,不只是一些成功的非人格化的公司法人,而且是代表中国未来的真实个人。
当国内股市主要针对国有企业开放时,中石化、中行、工行上市当然也轰动,但背后没有一个活生生的创业故事,不会带动任何创业精神、或是创新精神。有意思的是,中国股市产生的不是像分众传媒、百度这样的民营财富故事,更多是靠坐庄致富的故事。
人物周刊:西部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他们的希望何在?他们如何从改革中受益?
陈志武:上个礼拜,我去了内蒙,跟草原上的一些孩子聊天。他们没受什么教育,他们所追求的,和他们的父辈、祖父辈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目标,不是今天到北京,明天去海外,而是今天能吃饱,明天还能吃饱。这些循环的、周期化的悲剧,一代又一代。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我的两个小孩,在美国,一个礼拜看两三本书,一年大概看100本。可以预期,他们和内蒙草原上的那些小孩有完全两样的未来。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平等?
在人类文明史上,哪个国家是靠政府管制做起来的?几乎没有。政府管制和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是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本原因。举例说,国家银行、总部设在北京的各种商业银行、发改委,把老百姓的存款从各地集中到北京,再集中调配。
就像我们看到的,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发展得前所未有地好,但在更多的农村,农民辛辛苦苦节省下来的金融存款,却不能用于本地的经济发展,而是相当程度地被调配到那些大城市。长远地看,每个中国人都能从民营经济发展中受益。
人物周刊:当下中国的危机何在?
陈志武:我们的教科书,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基本上没有变化。我们脑袋里分析问题的框架,还是政治经济学里的劳动价值、剥削这些理论。最后发现,用这些理论分析出来的结论和实际看到的完全两回事。我的看法是,如果教科书不从根本上改变,危险便是中国社会的常态。我们要勇于承认,我们经常被教科书上的那些错误分析框架、错误理论蒙蔽了。
在美国生活20年,越来越发现,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都受到利益的驱动。说东方人和西方人本质上不一样是不负责的。美国人也不喜欢什么事都到法院里去,但他们知道这是没办法的。我们不能以“国情”为借口来拒绝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