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飞凡精神观后感】汤飞凡当年发誓的“疫苗紧箍咒”法典精神今安在?
关于先圣汤飞凡生平我不累述(网上有),而他原中国生物制品究所的弟子兼同事刘隽湘教授著的《医学科学家-汤飞凡》最为完备和真实(下图)。
去年汤飞凡诞辰120周年,我们联合醴陵市政府通过在当地命名汤飞凡学校、汤飞凡路、汤飞凡医院、汤飞凡书画展和隆重纪念活动,把汤飞凡精神铸造成质感符号,
今年9月30日是汤飞凡先生含冤离逝60甲子年,遇中国疫苗质量问题系统性爆发,国民良知又一次不约而同地习惯性緬怀起汤飞凡先圣;为什么呢?真应证了诗人藏克家的一句诗“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却活着”。
在中国最危局抗战期和新中国百废待兴初期,在科研条件极其简陋和工作环境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他用一颗纯粹虔诚的仁慈之心,撑起了中国防疫疾病并拯救数千万人于死亡线的天。我按纪年罗列的如下事项,如按现在中国自然科学特等获奖标准每一项都足以获得;每一项成果都足以让国民从内心升起崇高的敬仰之心!
A、1941年在昆明中央疫防处成功研究发明乙醚杀菌制牛痘疫苗新法,快速制备的高效价的牛痘疫苗,解决抗日盟军天花病的流行,其间还亲自制造10万支并组织急送给中央代代表团(苏井观和马海德),抑制了当时老解放区张家口的天花爆发; 中国在1961年宣布天花不再横行,比世卫组织1977宣布全世界消灭天花早了整整16年!
B、1943年和核心团队黄有为/卢锦汉/朱既明/樊可笙一起,自选育绿毛菌青霉素菌株和自制生化干燥器,诞生中国第一支国产青霉素;只比美国晚两年。
C、1945年战争时期丛林斑疹伤寒(恙虫病)流行,就地取材科学上马急速地研究出了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用医术救抗日战士于疫荒,并让当时世界微生物学术界惊呀。
D、1945年中央防疫处在昆明荒野建立起中国第一座抗生素车间、第一个实验动物饲养场、第一个微生物菌种储存室、第一间生物疫苗制造基地;
E、1947年麻诊流行,与著名儿科专家诸福棠一起改良制造方法,制造出中国最早的血液制品:丙种球蛋白,提升了麻疹小孩的免疫力降低肺炎并发症;
F、1949年10月,建国初期的东北等地区鼠疫流行(黑死病),采用最可靠的欧藤菌株严格严谨的实验与精细制造同步部署,只用了两个月时间研制九万毫升的中国最早首批无毒鼠疫活菌苗,让2000多万被死神侵占的区域获得安全,并直接拯救约100人口性命。
G、1950年起亲自草制定中国第一部《生物制品制造及检定规程》,给关乎国民生命的生物制品带上“紧箍咒”。
H、1952年为出国进入非洲人员防止感染黄热病(蚊虫呆咬传播),攻关自制出黄热疫苗,给外交人员健康一道防疫,也为避免病毒侵入国内;
I、1953年在总结各类技术后,改良研制了制造方法并规模化生产用到至今的小孩乙型脑炎疫苗;
J、1954年针对全国流行沙眼病,他全身心投入实验室进行病原体研究,培育病菌、用自己的眼试种病毒、终于发现并分离出世界第一株沙眼病毒原体!(本因可获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却因离世而留憾)。
K、1957年指导黄元桐分离出第一株麻疹病毒并并研制成功脊髓灰质炎疫苗,让中国小孩不再受麻疹欺凌而失能;此时的他却开始被“拔白旗”深陷死冤;
面对上述科研应用成果,当今真正的科研学者谁能不佩服不景仰?!
1950年8月汤飞凡被认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在研究所各项业务有计划发展的同时,他深知生物制品是一项特殊药品,主要用于预防接种健康人群,动辄成千上万,如果质量不好,不但起不到预防疾病的作用,反而会造成损害;保证生物制品质量的检验必须有规定的方法和统一的合格标准。
他向卫生部提出了一项重要建议:设立中央机构,建立全国统一体制,对生物制品进行质量管理;汤飞凡上任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制订全国统一的生物制品规范,亲自将原来的防疫处的《蓝皮书》作了反复修改定名为《生物制品制造及检定规程》,在序中明确提出:“盖防疫工作,可视为对细菌的战争;而生物制品,即等于战争中之武器”(如下),此规程并于1952年在全国开始试行。
在《规程》制定会议结束的晚宴上,面对各位专家和各所的代表。那天汤飞凡显得兴高采烈,作了即席发言:“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国民党就是要统治人民,共产党是要为人民服务。有了质量管理的制度,对我们的工作要求就比以前更高了;这岂不是自讨苦吃?”他风趣地说:“好比孙悟空给自己带上了紧箍咒。
随唐僧去西天取经,甘吃那么多苦头;可是,如果孙悟空没有紧箍咒约束,谁知会闯出什么大祸?所以我们也需要带上‘紧箍咒’”。
我们研究汤飞凡优秀人格的形成和做人做事的风范,总结出他研制疫苗时透显的科学法典精神可总结出的具体内核:
第一:三严原则:严谨的疫苗研究制度;严格的疫苗制造流程;严厉的疫苗检测手段;正因这“三严”才让他和他的团队在极简朴极艰难的条件下,用生命创造出世界疫苗研发生产应用史上的伟大奇迹;他的口头禅“一件事不干则已,干就要坚持到底,就要认真干好”更是这“三严”科研风格的行为写照。
第二:公医情结:他把湘雅创史人胡美和颜福庆一直倡导的“医乃公益,预防为本”的教学理念融入到工作血液中;急抗战所需之所急,救民众死亡之危之所救;
第三:民本情怀:他一生有三次决定人生方向的选择,他都放弃荣华富贵锦绣前程决然地选择战争一线和民本需要;特别是他们生产出的青霉素是世间最特效最紧俏的药物,面对达官贵人和民众,他一律按配额发放到医疗急需地,先救伤者,再有限度地给官贵们治了花枊病;从来没有拿一瓶青霉素进行私人渠道交易谋私利(与当今疫苗商家比较是天壤之别!);
第四:舍身取义:他深厚的儒家入世修养,让他明理生命存在的意义;他真正是把生命奉献给微生物的研究和应用(在50年代研究沙眼时把病毒种入自己眼睛验证病理);在生命遭遇“拔白旗”的疯狂岁月他把所有冤屈无声地吞下直到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正因为这四点,一种超越私欲的仁慈公心贯穿他的整体人生,做师长做学术做疫苗他都自觉地遵循这些内在道德,他深知疫苗事业做为国民之药的使命,给自己、给团队、给这个新生的国家自觉带上公约定制的“紧箍咒“。
本次国内疫苗之祸,不是单纯一个疫苗质量问题,而是近20年唯权唯利是举的风气导致国民价值观恶变累积所致,同时利益集团的管理群体又采用自欺欺民的方式长期间地掩盖真相并讳疾忌医,于是到了疫苗这个国民健康免疫之墙被严重侵噬,近两日国家重拳开始打击,百姓真希望能看到刮骨疗伤的彻底和正本清源的雷霆手段。
我们国家不缺写在文件里的疫苗制备制度和管理法规,自从中国生物制品研究所自1998年改制成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下属研究机构后,经过这20年企业性质文化的演化渐渐变成今天这个乱相局面。现今对照汤飞凡起草第一部中国疫苗规程时发表的“给自己带上紧箍咒”铮铮誓言,我们从体制层面和社会学层面进行反思,至少可以总结如下语段:
1、因为汤飞凡被“拔白旗”过早地离逝,他非凡的科学成就在体制内能掩去就掩病盖,正如此他的科研精神其实在1958年就中止传承了,直到1978年时他的弟子和同事们经过文革折磨也相继复出也随时间老去,于是世界一流疫苗制度和自我紧箍咒也开始从被改革潮流渐渐苏醒;
2、在1978--1998这20年间,1980年随汤飞凡20多年前研究证实“沙眼病原体”世界级科学成果被国际沙眼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这枚振撼世界的奖章他再次被国家记起,却竟出现被他人冒领的荒唐事件,再次伤害汤飞凡的在天之灵和其在世的家人及同仁;因为此事没有法律层面的公决最后是和稀泥地不了了之,让汤飞凡的科学精神不能上升到国家科学精神的褒奖,只能在地下随其弟子们之间的传承;正如此,汤飞凡修持的“三严科研基因”没有在改革初期复活,“疫苗紧箍咒”更在此环境中无法激活咒语的功力。
3、从1998年开始,从中国生物制品研究所实行国有企业化改制,原来神圣的国家高度机密的生物疫苗研制机构开始政企混合的管理体制,随生物集团组建,研究所只是集团公司下附属的一个科研单位,一切开始以企业化思维进行改革;当生物疫苗体制改革到了2008年时,中国生物集团公司企业文化里面还传承了多少“汤飞凡三严科学基因“成份就可想而知了,至于仍响彻犹耳的”给自己带上紧箍咒“的铮铮誓言几乎在历史中消声了,我曾去年在汤飞凡诞辰120周年想联系他们共同纪念时,也因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响应。
汤飞凡,慢慢地变成了生物制品及疫苗产业界只在一些学术描述时所需要借用一个传说而已。
4、到了2008年之后,”汤飞凡紧箍咒“ 离疫苗监管越来越远,特别是一些原来国家布局于东南西北中的五个生物制研究所开始通过不同形式的私有资本控制(如长生疫苗),疫苗不再是国家国计民生决策们能掌控了的,成为一个个利益集团谋利的工具了,于是乎疫苗在利益集团者眼里只剩下了其做为商品赚钱获取暴利的属性,不再是汤飞凡眼中神圣不可轻待的具有生命特殊护佑功能的国民健康武器。
通过对比研究汤飞凡及团队的科研年谱和中国生物制品演变到目前这个乱相局面,综观后期企业化改制、股权私有、资本上市、市场垄断、渠道公权化、利润最大化、民众无知情权、疫苗监管让位于人性的贪婪-- 等一系列关键节点的无情呈现,就是汤飞凡个体生命的悲局和其科研精神被一个时代所培养的精致利己主义价值观逐渐吞噬过程的写照。
做为国民之药的疫苗,其研究者、制造者、投资者、监管者的主控团队一旦淡化或失去“三严原则、公医情结、民本情怀、 舍身取义”的价值理念,整个生物制品体系呈现如下症状就不足为怪了:
1、逐利枉法:企业故意违反管理规范、编造虚假生产检验记录。
2、监管空洞:政府和监管部门系统性失职、失察、核心人员渎职。
3、集体犯罪:能知明犯,违规违法,手段严重,性质恶劣。
4、打压真相:疫苗问题年年有却年年视生命为草芥,体制沉疴,层层护短,直至恶疡溃破引民愤,须不知皮之不存毛之焉乎的基本共生道理。
5、一个天问:为什么印度人把〝抗癌假药〞做成了真药,而我们国家为何把关呵生命防疫的国民之药却人为地做成了假药或伪劣药?!这是个大大问题。
这些利益集团之所以如此大胆地敢挑战国民基本道德底线和良知底线,我真不知他们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底气?!如果法律让能他们主体人来个“斩立决”地死亡,让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可给其之流一个敬畏!这样重拾民众信心,用法律手段,一起再逐渐重建60年前汤飞凡所沉淀形成的“疫苗紧箍咒”法典精神,可喜的是这次长生疫苗案件国家采取了雷霆般的严厉打击!
面对疫苗之乱,如果放开语言的枷锁,可以无情发出100个屈原式的天问?但这不是汤飞凡们人格所需求的。因为真正的科学家总能对政治行业表现出社会属性的宽容。“我们是搞科学的,管什么政治!”这是汤飞凡1958年夏天经常对弟子和同事说的一句话,这是一个科学家内心真正人格的操守,正因此,他才有心中对科学研究的纯粹激情,才能创造那么多在中国微生物学领域举世无双的卓越成就。
即使它最后是因政治因素含冤离开这个世界;我想,一个伟大的国家是没有必要一定要迫使一个拥有家国情怀的科学家去信仰一个政治学意义的特定概念的。
【三严原则 公医情结 民本情怀 舍身取义】这是汤飞凡毕生投身我国研制疫苗事业并身体力行40年留给我们的科学研究理念。这么一套能成功指导一名学者成为一个纯粹大科学家的法宝,我们国家疫苗行业有什么理由不去传承和弘扬呢?!
如果将来在每一个生物制品单位,把企业里端放的财神关公像换成中国疫苗奠基人汤飞凡的塑像,并把“给自己带上紧箍咒!”这誓言㳟敬地写进企业文化的首句,加上国家重建疫苗监管法典并严厉执行到位,中国疫苗行业的发展才能真正做到正本清源,才能不负民众之托承担起国民之药的伟大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