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始终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

中国现代史上被批的最厉,抹黑最多,诬陷最甚,“树敌”最众的不是文艺界的老舍巴金,不是政界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更不是领袖级的毛泽东和蒋介石,而是江青。

江青是戏子,勾引毛泽东与之结婚,被中央“约法三章”。江青是叛徒,投机参加革命。江青是极左派,想当“女皇”。江青反对文化大革命,勾结林彪集团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江青结成“四人帮”,迫害老干部。江青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死不悔改。江青是“吕后”、“武则天”、“红都女皇”、“慈禧太后”、“白骨精”等等,能够安在落魄政治人物及坏女人头上的罪名和脏水都加在江青的身上。

没有人注意江青这位上海“十里洋场”的明星演员,为什么甘愿投身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不谈这位高层中唯一的一位夫人,跟随中央转战陕北经历过多少磨难。没有人相信江青曾经是贤妻良母,一生过着俭朴的生活。没有人思考江青作为新中国“皇后”却只是个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直到1964年也仅是位电影处处长,充其量是个师职干部。

作为1933年入党的老资格共产党人,理应获得更高的职位。没有人拿她与资历浅且曾经风头更劲的王光美、严慰冰、薛明相比,对这几位夫人的劣迹反而津津乐道充满褒扬之词。

没有人对江青在文化领域的革命性贡献进行公正的评价,反而对无中生有的所谓维克多《红都女皇》信以为真。没有人正视江青一生跟随毛泽东,晚年即使站在审判台上,仍然为毛泽东的政治观点和历史功绩大声呼喊的事实。

江青一生坚持信仰不动摇,维护毛泽东大义凛然。面对造谣和诋毁据理力争,坚持战斗到最后视死如归,表现了她忠诚于毛泽东的品质和性格。

在江青被否定的语景中,很多有关江青的问题大部分来自于一些人的口述。如果把江青有证据的公开讲话摆上桌面,全方位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来看的话,她的大部分活动和语言都没有脱离毛泽东的思想和中央的决议。许多抹黑和诋毁之词要么是编造的,要么是断章取义或道听途说。她没有诬陷过刘少奇等老干部,没有支持武斗。没有支持“揪军内一小撮”,没有篡党夺权。而她积极参予文艺界的改革,则是她对中国传统文化改造的贡献。

文化是一种社会遗传基因,是一种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具有延续继承性。文化必须适应不同的政治结构和经济模式,否则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这一点无法否认。

新中国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历朝历代的“皇帝江山”有本质上的不同。仍然延用传统的文化,势必与现实发生冲突,建立一种适应新社会的现代文化势在必行。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里,继续让过去的文化理念,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文化大行其道,必然会阻碍新社会民众的创造力和进取心。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切,他在1963年提出 : “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曲,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而的问题。如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

江青是艺人出身,职务上又是文艺处长。加之对政治的敏感性和对毛泽东思想的心领神会,主动站出来在文化革命领域冲锋陷阵有其先天优势和责无旁贷。

她最先出击的是批判电影《武训传》,亲自赴山东调查。离京时毛泽东亲自把她送到车站,回来后毛泽东还设家宴招待包括《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袁水泊一行,并亲自审定《武训历史调查记》交《人民日报》连载。可见毛泽东对江青的信任和对这次调查的支持。

陶铸的妻子,原中组部副部长曾志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曾志的话说明江青此时已经悄悄前出,成为旧文艺批评的领军人物。对江青当时的活动没有觉悟,只能说明很多人目光短浅。

话剧曾经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新戏剧的象征,江青作为左翼文艺工作者曾投入战斗。当时的《新青年》曾经专门介绍过她在《玩偶之家》中“娜拉”的演出。说明江青对新事物的敏感和接受能力较强。

不破不立,江青深知毛泽东想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艺术取代旧东西的思想。她开始拿中国的国粹京剧开刀,由此带动中国的新文艺革命。

1964年6月5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全数出席观看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29个剧团,二千多人参加汇演。上演了《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诺》、《六号门》、《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三十七个剧目。

江青在这次观摩演出座谈会上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讲话。她提出“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

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她翔实的提出两个数据,说明中国话剧舞台“一大、二洋、三古”和不为六亿几千万工农兵服务的现实。她提出“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十五年来的现实生活,要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江青的观点正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思想。毛泽东在上边批道:已阅,讲得好。听不懂这一点的人迟早会付出代价。

也许当时没有人能领悟出毛泽东“听不懂这一点的人迟早会付出代价”的含义,结果是很多人因此被时代淘汰,有的后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正因为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江青这位昔日的演艺明星开始在京剧革命舞台大展拳脚。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长的彭真却认为“样板戏”就像“穿开裆裤的孩子一样不成熟。”自以为政治上成熟的彭真,实际上没有“锁在云雾”中江青成熟。他也因此很快退出了政治舞台。

京剧称之为“国剧”,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唱、念、做、打是京剧表演四项基本功 。由于它古板单调的模式,缓慢的节奏,简单的乐器和基本很少的布景,加之保守的传统,多年来进步较小,逐渐不适应现代生活和现代思维。

1963年,一篇一家三口却不是一家人的传奇故事刊载在《电影文学》上。后来被长影厂拍成《革命自有后来人》的电影,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长春电影演员剧团改编成话剧《红灯志》,上海沪剧和中国京剧院改编本都叫《红灯记》。

正在上海疗养的江青看到了沪剧本并产生了浓厚兴趣,将《红灯记》的改编任务交给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由李少春扮演李玉和,杜近芳扮演李铁梅,高玉倩扮演李奶奶,袁世海扮演鸠山。这一过程在江青倒台后,又变成了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由艺术家们通力合作所产生的心血结晶。

最后的样板戏《红灯记》前后改动达两百余次之多,许多名家包括群众都提出过修改意见,直到1970年才最终定型。江青在样板戏创作过程中所作的指示,曾被汇总成一本名为《江青同志论文艺》的小册子。日本学者竹内实1976年曾这样诙谐地谈到他对此书的读后感:“如果从这些资料来看江青的指示,让人觉得很像是一个曾信奉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在逐个对舞台新人的演技进行极其诚恳、既严格又慈祥的指导。

这位老艺术家甚至还对剧本逐字推敲,提出了修改的意见。

这里不妨举一、两个例子。比如关于《红灯记》,其中曾将一个老奶奶在场上的台词,由原来的'革命爆发了',改为'共产党诞生了'。另外,像这位老奶奶的衣服因为贫穷而有补丁,她批评那补丁的样子不合适……关于《智取威虎山》中,她则批判其中土匪在出场时不应该引起观众大笑。”

第一部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的导演是谢铁骊。杨子荣和少剑波由出自梨园世家的童祥苓和沈金波出演。

1971年《沙家浜》问世,改编自沪剧《芦荡火种》。据说剧名是毛泽东亲定。

1972年拍摄了《奇袭白虎团》,主演宋玉庆、方荣翔都是随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艺人。

此后,《龙江颂》、《海港》、《杜鹃山》、《平原作战》、《磐石湾》等相继出台。

样板戏被认为是那个年代对中国戏曲的禁固性作品,宣扬的是“三突出”理论和斗争哲学。另一方面又说样板戏是别人创造而被‘四人帮’窃取,所以不是反动的。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任何大的改革运动都离不开政治家的推动,否则很难成功。在整个文艺界被保守的旧文化人把持的情况下,江青作为演员出身,身兼电影处处长,又是领袖夫人,既有较高的政治身份,又属职务行为,在这件事上可以说居功至伟。

1964年4月,江青受林彪委托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她提出: “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 “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党的文艺。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等。

样板戏有政治上的价值观,也有艺术上的创新。不能用政治道德判断来代替或遮蔽艺术和文艺判断。江青被政治判了死刑,样板戏作为艺术品的价值却仍然存在。即使是政治话语支配下的艺术,仍然有艺术创造空间。样板戏无论是音乐唱腔设计、人物塑造还是舞台运用,都有成功和独道之处。

它更贴近于现实,更能获得民众的喜闻乐见。它在创作过程中的群策群力和精雕细刻,它的精心打磨和反复修改,它的精美程度都是优秀的。它之所以能传唱至今,主要并不在于江青本身,而是符合了大众的审美趣味。

是非对错不是由权力者定论的,事实最有说服力。如果说由江青主导的中国京剧革命在1976年戛然而止,看看此后近四十年中国京剧的现状,也许只剩下“国粹”两个字。

京剧演出团体越来越少,学京剧的青少年不多。剧目仍然是半个多世纪演滥了的节目,唱腔一成不变。一些所谓的名角更多的是演点折子戏,或者在晚会上唱一段老戏混个脸熟。相反,偶尔唱一段当年的样板戏却能引起大家的欢迎。

试想一下,如果京剧革命按照样板戏改编的路子走下去,中国京剧会像如今这样萧条吗?

有人提出样板戏政治性太强,其实在现代社会里,文艺离不开政治。不是与现实政治相背离就是与现实政治相融和。美国的《拯救大兵奎恩》等电影里有政治,中国的抗战电影里有政治。难道中国目前戏曲萧条,文艺创作贫乏,许多文艺形式包括地方戏曲在消亡能称之好事?

有人认为八个样板戏太少,然而自京剧产生到文革前,中国并没有多少京剧曲目,不仅数量少的可怜,而且质量并不高。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又产生了几个京剧曲目呢?

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化改革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文化变革和文艺创新都是提高其生命力的有效途径。连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和社会实践都能采纳,为什么就不能包容江青的文艺革命精神和成果呢?

江青主导的京剧革命虽然不是现代化文艺复兴的唯一途径,却是一次有益的探索。抛开江青一生的所作所为是非对错,她在文艺方面的改革思想和进取精神是值得研究和借鉴的。

为了出口恶气而造谣来诋毁江青诚然能获得一时的快感,以狭谥的心胸和浅簿的政治觉悟片面地诠释江青曾经做过的事情不是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