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西周史】【分享】许倬云:王朝的盛衰周期
先说分合观念。中国是很庞大的地区,各个地理区域天然条件不一样,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必须是各个区域之间能够互补而无冲突。朝代刚兴盛的时候——通常是大乱以后,一个新的秩序出现了,各个地区可以重新调节,彼此形成互补的关系;在各地区之间协调与重新分配资源,也正是一个新政权的重要任务。
建立一些新的交通网和新的管理制度,都是为了要把若干互相冲突的地区,重新放在一个系统之内,这个调节的过程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
比如说,汉代分裂以后,要到唐代才重新建构起一个南北之间相互协调的新秩序。汉代是东西方向的结合,物产和人力资源都是靠横向的几条大路和纵向的分支路线,将帝国结合为一个整体。汉代崩溃以后,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南北分裂,各走各的发展路线。中间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其实南北的物产和人口配置都已经不一样了,隋唐之间建立的大运河,就是重新结合南北的一个新的配套设施。
各区的核心与边陲的关系,也因为新的资源分配而有不一样。秦汉的核心,是在于关中和中原的配合,隋唐也是如此。但是在宋以后,核心实际上在逐渐南移。北宋虽然中央政府在北方,但财富和资源都已经移向南方,甚至于南方人才也逐渐多了。
这个南移的趋向延续不断。南宋时代疆域只有北宋的一半,但国家的财力不但并未减少,反而比北宋时候更好些。“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到了明代,南北的差异更为显著。
政府保持南北两直隶作为中央直辖的领土,在这南北两个直隶之内,不分封任何亲王。但实际上,北直隶是北京的外围,大量的军队驻屯在这些地区,南直隶却是财富的所在——经过大运河往北方运粮食,是北京建都后主要的粮食供应方式,明清两代都如此。到清代晚期,沿海地区,华南和东南,都是支持国家的主要资源所在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都取决于中央政府能不能有效地掌握各主要地区的资源。
人才的选拔机制是否合理
再说盛衰周期。朝代刚起来的时候,似乎满地都是人才;朝代结束的时候,人才都不见了。这并不是说天地生才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分布,而是有才之士能不能被吸收到国家的管理机构之中,以维持一个有效的管理体系。中国历代的王朝都是帝国制度,而且中央集权的趋向一朝比一朝严重。
也就是说,统治阶层是一个密封的集团。在开国之初,功臣将相来自各方,成分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人才放在一起,又经过打天下的历练,都是富有经验的人物,他们的合作确实可以形成一个很强的团队。
一代、两代过下去,功臣子弟成了纨绔,只知享乐,不会办事。皇室集团本身是一个非常狭小的团体,再加上逐渐有了皇权传嫡子的规矩,这个可以从中选择领导的人才库,就非常狭小了。
皇权本身是不容挑战的,于是,依附在皇权四周的权贵——包括宦官和宠臣,代表皇权统治整个庞大的国家。这个团体延续日久,吸收新生力量的可能性也越小。固然中国有长期存在的科举制度,理论上可以选拔全国最好的人才进入政府;不过,上面向下选拔人才,一定是挑最听话的人。
于是,虽然有新人进入这小圈子,两三代以后,这小圈子的新生力量也只是陈旧力量的复制品。他们不会有新的观念,也没有勇气作新的尝试。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小圈子,如果两三代以后,只是同样形态人物的复制,而两三代之后随着内外环境的改变,必定出现新的挑战,这些领导者就不能应付了。
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的互动
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自从秦汉以后,下层和上层之间都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几千万到上亿的人口,散居在庞大的疆域之内,不能完全靠国家权力来管理,必定要创造合作与共处的环境。因此,在国家公权力之外,一定还会有社会力量结合,与国家一起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在秦汉时代,所谓豪族、大族,有一部分是依附在政权上形成的权贵,另外一大部分,却是在地方上形成的宗族力量。
广土众民的中国,政府也没法纯粹靠公权力来管一个个老百姓,老百姓抱成团,对国家的统治也是有帮助的——政府只要管住每个地方的大族,大族会管好自己的成员。
这里面所说的“大族”不一定是亲缘团体,也可能是地缘团体结合在一些有声望的人物周围。用个比喻,中国黄土高原上发展的夯土建筑,就是将松散的黄土粒子夯成一个一个的方块,直的可以成墙,横的可以作地基,大族、豪族就犹如黄土粒子构成的夯土块。
最常见的形式,是亲缘和地缘的结合,宗族邻里共同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秦汉的大族、豪族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很久,虽然名称不一定相同,这种结构却总是存在的,这是庞大人口和地域能够结合成一个大国的基本条件。
这种团体聚合形成的社会力,不仅能够协调群众权益与政治权力的平衡,也能发挥一种社会福利的功能,为团体之内的群众谋取社会福利,使穷苦无依、鳏寡孤独的成员有所依靠。
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互补和彼此制衡,其实在今天的美国一样可见。不过,美国不是以宗族和邻里作为结合社会力量的基础,他们是以工会、政党、企业、信仰等种种多元的方式,将许多人口结合成一块。所谓现代方式的结合,一样有领袖和群众,一样也以利益结合,只是美国的结合方式是个人自愿的,自己作选择,也可以自己退出,团体对于个人的约束性并不构成一个僵化的压力。
这些基层社会力量的意愿,和对于政权统治方式的反应,都是政权能否稳定的重要因素。如果中央的权力团体和社会力量之间没有足够的沟通,公权力的行使往往就不是以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正常运作为目的,而是以公权力压制社会;社会力不能影响政治力的时候,社会力必定像决堤一样,冲破约束,颠覆政权。
中国传统的王朝,民意反馈的管道建立在科举制度上面。并且,科举制度自宋以后,越来越寻求地区的分布平衡,每一小县份都会有人进入科举系统,甚至于最后进入中央的管理系统。不过,如果政府的官员和皇权的核心之间,有一个包围皇权的小圈子,这些官员的回馈信息,也无法影响那个密封的权力中心。
政府官员上下得不到交流时,整个政府只是一个寄生在皇权上的僵化团体,无法有效地管理国家,更不能替等待“抚”字(对子女的爱护、养育,旧时亦用以称颂官吏治理民政)的百姓解决问题。
强人政治的不稳定性
秦汉到隋唐之间,常有强人政治出现,甚至于强人篡位,创立新的朝代。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每个朝代都是强人建立的,政权的转移往往只是中央执政者的改变,一般老百姓一睁眼,忽然发现有了新皇帝。这种改变构成的朝代,国祚不会长,老百姓受到的惊扰倒也不算多。
可是这样的改朝换代,往往只在中央换一些新人,其中有些人可以感受到老百姓的需求,有些人却只是因为人在权力中心,顺手牵羊,窃取了政权,并没有改变僵化的中央政权的意愿。
宋代以后,篡窃现象几乎不再出现,无论权力核心如何腐败和无效,却没有强人取而代之。这种现象出现,有一部分是因为宋代以后,君臣伦理的思想变成儒家的正宗,一般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都不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改天换日。只有老百姓实在穷而无告,才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造成巨大的民变。明代的流寇和清代的屡次变乱,都是这种例子。
清末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湘军以士大夫力量崛起民间,居然一举平定大乱。可是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明知清政府已经腐败不堪,却不敢取而代之;清末民间处处有维新改革的呼声,可高官疆臣都不敢有胁迫中央改变的行为;甚至义和团运动时,罪魁祸首慈禧太后已经逃到西安,东南封疆大吏敢于提出东南自保,却不敢要求慈禧释放光绪,另外组建一个可以进行改革维新的政权。
这两个例子,正是说明意识形态在成为钦定的正宗时,拘束人心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