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最有价值的书】余英时与许倬云的价值混乱
在马国川编著的《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一书中,收录有马国川与余英时的访谈录《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余英时在访谈过程中给出的重建价值观的路径药方是:“我没有资格建议应选什么价值。我只能提一个原则,即所选价值是开放性、多数文明社会都能接受的。开放心灵尤其重要,想理解世界决不能故步自封,以自己为中心。”
在被问到此前提出的所谓“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的文化命题时,余英时解释说:“我所谓‘文明主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普世性文明。我从不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所谓‘道’便是重视‘人’的道,群体和个人都同时能得到‘人’的待遇。只要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胸襟,中西文化自然而然能包容彼此的核心价值。”
即使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余英时的如此解释也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既然有一种“群体和个人都同时能得到‘人’的待遇”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普世性文明”的主流之“道”存在着,这个主流之“道”本身就应该是中西文化不分彼此的核心价值。
那么,中西文化之间为什么还要“包容彼此的核心价值”呢?余英时所谓“包括中国在内的普世性文明”的主流之“道”,到底是由哪些价值要素构成的呢?中国文化的所谓“核心价值”,又是由哪些与西方文化彼此不同的价值要素构成的呢?!
长期在美国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余英时教授,与当年的梁漱溟连同当下数以百万计的教授学者一样,依然没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应取的成分”系统地编制起来,反而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自相矛盾、自欺欺人地满足于“凭空辩论”。同样长期在美国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许倬云教授,在这个方面走得更远。他在访谈录《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中,竟然给出这样一段神秘莫测的奇谈怪论:
“从根源上看,中国文化不是以神为本,而是以人为本的,自我自尊、自我约束,人和人之间互相尊重,个人主义不是独立的个人,是人和人相处的个人。这些在今天的中国实际已经不存在了,怎样把它们从中国文化根源上挖掘出来,经过当代的诠释和修改、一步步尝试、落实,将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从“已经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完全莫须有的所谓“中国文化根源上”,挖掘已经成为人类共同体的价值常识的“以人为本”,竟然“将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像这样的奇谈怪论,是只能用中国传统的妖道巫术之类的鬼画符来加以形容的。
在这次访谈的结束语中,许倬云一方面谦虚推脱“我已年迈,寄身海外。国家事,我已不宜多嘴”;另一方面又摆脱不掉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文人习气,颇为勉强地开出一剂空洞苍白的改革药方:“寄语俊彦人士:天下事,抓得太紧,寸步难行;放宽些,海阔天空。
凡事总以远处大处看,不能只看眼前。前途多歧,一不小心,可能迷路;然而,多歧,也是多种选择,也许从此忽然开朗,出现新境界。常常反省,不断寻找,随时修改,以求适应,总比墨守为宜。”(作者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