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最近的言论 陈志武教授的言论错在哪里?
陈教授的核心论点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幼儿无法评判教育服务是否值得,所以不应该纯私立,也不应该纯公立。他的观点相当于,面对这堵墙,横着砌也不行,竖着也不行,应该斜着砌。
起底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由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市场中卖方比买方更了解有关商品的各种信息;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可靠信息而在市场中获益;买卖双方中拥有信息较少的一方会努力从另一方获取信息;市场信号显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弊病,要想减少信息不对称对经济产生的危害,政府应在市场体系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乔治·阿克尔罗夫)
乔治·阿克尔罗夫在其发表的《柠檬市场: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的论文中举了一个二手车市场的案例。指出在二手车市场,显然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之间的信息是非对称的。买者肯定不会相信卖者的话,即使卖家说的天花乱坠。买者唯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以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损失。买者过低的价格也使得卖者不愿意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从而低质品充斥市场,高质品被逐出市场,最后导致二手车市场萎缩。
你很难想象,这么一种理论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现在,二手车市场各种创新手段层出不穷。买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取车辆的真实状况。卖家也在尽量让车况变得透明。瓜子二手车、优信二手车的营运方式,还有那么多火热的二手车市,已打败了信息不对称推导出来的“二手车市场萎缩“的结论。
(万科的工地开放日)
在房地产行业。一些开发商主动设置施工样板、工地开放日,邀请准业主们参观。市场中也出现了不少第三方验房单位,被开发商、购房者聘请,帮助客户检查房屋质量。由此可以看到,只要市场开放,有需求便会有供应。如果更多的信息成为市场的需求,那么就会有人来提供这些服务。
市场中的确充满了各种信息与知识的不对称。我们去买面包,不需了解面包的生产制作过程,只需要试吃一下,看是否满足自己的口味、喜好,便可以决定是否购买。就算一个面包师傅,他懂得面包的制作方法,他也未必能以他拥有的知识和信息,在购买面包时,迫使商家便宜多少卖给他。
就算我知道所有的房屋建造过程,知道所有的真实发生的成本,也不能以成本价,在市场上购入一套房子。我同样了受限于市场法则。政府如果认为,为保护消防者利益,要求开发商按真实成本价出售,市场供应就是减少,还会导致其它做假的情形。
让消费者更难买房。消费者只能是在自己能够接受的价格的情况下,了解自己认为应该了解的信息,从而权衡做出选择。信息完全对称并非必要。
在我熟悉的房地产行业,开发商新进一个地区,如果在自己不了解更多的信息之下,他们可能外聘咨询机构提供更加详细的数据,使得自己的决策更加准确。
以上事例都表明了,在市场竞争中,政府监督机构都非必要。所以没有政府官员这座靠山,企业家就必须老老实实去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反对营利就是反对市场自由交易
陈教授自己也提到,幼儿园方也在主动以家长会的方式,加强与家长的沟通,让家长产生信任。另外,他说,“托儿所通过宣布自己是非营利性机构,等于向付费的家长承诺:自己不是为利润最大化而办托儿所的!以这种承诺换取家长的部分信任,使托儿所持续办下去的概率增加。
”陈教授忽略的现实状况是,在中国南方,许多人若是听说你办托儿所不赚钱,便可能不会把孩子送到这个托儿所。在中国南方不少人的观念中,特别是年轻人的观念中,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如果说你做的是不赚钱的生意,人们就要特别怀疑。
在市场交易中,双方能以某种价格产生交易,证明双方都认为在这个价格中自己赚到了。比如我花5块钱买个甜甜圈(我喜欢吃),我认为值,商家可能赚了2.5元,无所谓。因为如果谁给我5元,让我做出这个甜甜圈自己吃是不可能的,我还要去买面粉、买机器,还要去学习面包生产技术。
这也说明市场自愿交易对双方都有利。利润就来源于此!陈志武教授反对营利,就是反对自由交易。这在幼儿教育服务市场同样适用!孩子总是要人带的,也需要接触其他的孩子,学习社会活动。
自己请私人老师,可能每个月要2万,而交给托儿所,有那么多孩子一起玩耍,只要5000!而托儿所的成本分摊是每个孩子2000元,你说谁赚了?都赚了!也很难说托儿所的服务对象一定就只有孩子,其实还有家长。顺便问问,陈教授,您带过孩子么?
集体主义、静态分析范式的错误
陈教授的分析范式是集体主义式的,忽略了个人差异,也忽略了自由市场中信息流动之快速。
我3岁的女儿,已经可以判断她自己愿不愿意去托儿所,喜不喜欢她的老师。我去接女儿的时候,她仍然在教室里玩,我在外面等。她的老师说,再不出来,你爸爸就走了!我判断,这不是一个好的老师,因为她在说谎。于是,我给她转了园。后来,听说该班出现了老师打孩子的情况,被打孩子的家长十分愤怒,这个消息传开,不少孩子也转了园。还有的托儿所为了让家长放心,在学校各个角落都装上监控,让家长随时可以在网络上查询孩子的状况。
如果教育服务有公立机构介入,那么公立机构就可以利用法律,来阻碍人们快速获取真实的信息。
以上例子表明,在自由市场中,信息不一定非要完全对称,也表明家长未必不会了解孩子的状况。陈教授采用集体主义分析范式,认为托儿服务不能完全私立,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陈教授还举了很多例子,像北大青鸟此类的培训机构就是完全市场化的操作,说明“受教育的年龄与工作阅历越高,市场化的可行性越高,由营利性公司经营的不可靠度就越低。反之亦然。”
陈教授显然忽略了市场中那么多儿童兴趣班的存在。我想冒昧地问一句,陈教授,您是想这些兴趣班都搞公私合营么?
市场经济是复杂多变了,信息与知识都一定是分散的。靠中心化的政府去解决这些分散问题,而不是依靠市场本身的价格机制传播信息,无疑高估了政府官员的智慧程度,也低估了市场分散化决策的灵活性。我们不能因为市场化的复杂性,迫使市场中的交换行为受官员控制,历史表明,这样往往会带来更加糟糕的后果!
用黑板经济学中的静态思维、经验主义方法论推导出的简化模型,无法对市场现状做出满意的解释。这相当于要用简化的模型,来硬套复杂的市场现状。市场是动态的、变化的,其根本来说是人的行为。经济学家往往利用简化的模型解释现状,并提供看似满足于模型的公共政策,这无疑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是一种理性的狂妄!
公立教育服务的本质是统治
陈教授以同样的理由来分析公立教育的失败,认为出钱方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是老师、受教育方是学生,所以,公立教育也会出同样的问题。但陈教授显然没有发现公立教育本来的目的,也没有看到真正的问题所在。公立教育的出钱方,从来不是政府,而是广大纳税人。
(普鲁士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
现代义务教育起源于1806年拿破仑打败普鲁士。受这一屈辱刺激,普鲁士采纳了本国顶尖知识分子洪保的建议,制订了严格的义务教育方案。其主要的目的是将青年男子培养成服从命令、在战斗中不会逃跑的士兵。正是这些普鲁士学校引入了我们现在视之为理所当然的许多特点。
公立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而非满足个人的需求。绝不是要大范围传播启蒙。它只是要让尽量多的人达到相同的水平,培养出标准化的公民,遏制不同的意见和独创性。
可见,陈教授把公立教育的失败,归结为信息的不对称,显然没抓住公立教育问题的根本。
公立教育,从开始到现在,都是政府官员花纳税人的钱,给执政者培养顺从听话的被统治者的手段。
政府干预产生腐败
陈教授提到的“EDMC被起诉”的例子更是找错了原因。他以为这个事例是教育不能由营利性机构办理的坚实证据。但是他在这个事例中没有发现,政府给教育提供补贴才是真正的原因。不仅仅在美国,在中国许多领域都会出类似的腐败现象。
国家有财政补贴,那些与执行这些补贴有关系的私人机构,自然可以更顺利拿到补贴,也促使了对补贴的欺诈。中国的家电下乡、新能源补贴,不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如果把这些问题,怪罪到有私营机构上面,而不是去除政府对各种行业的补贴,最终的结论是:重回计划经济,让所有行业全部国有化。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我认为陈教授作为名校教授,做出这样错误的归因,非常不应该!
陈教授以弗里德曼的”教育券“提供建议。他同样忽略了公共选择理论中所说到的问题。发放教育券的是官员,是官员,就同样难逃人性自私。民众受教育,必须要靠官员发放教育券,而不能与教育服务方之间直接交易。既然是官员提供教育券,那么,对政府官员的顺从(至少不能有反对政府官员行为)就是必要的。否则,官员以各种理由拒绝给民众提供教育券,不给教育服务方兑换教育券,就是非常可能发生的。
从上得知,无论是从经验还是先验的角度我们都可以发现,只有市场充分竞争,不是竞争谁与政府官员关系更密切,而与其它供应方在满足消费者需求方面充分竞争,更加优质的服务才能出来。
信息不对称未必一定会导致市场萎缩,各种对信息要求对称的需求服务,如果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会自然出现。市场干预,只会促使企业家想尽办法,花更多的时间拉近与官员的关系,忽略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与品质,从而将消费者放在比官员相对次要的位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