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雪将至谁是凶手】《暴雪将至》:谁是穿雨衣的凶犯?
计划经济的重工业时代,中国最大规模的裂变与阵痛发生在1990年代后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国家传媒单向传播的覆盖性叙述话语中,被迫离开“铁饭碗”的下岗再就业者被询唤为社会主体,个体经营者、私人企业家跃然而出,被呈现为离开压抑的工厂体制走向自由的社会空间的勇者。“自主创业”、“自谋出路”这种乐观、坦然背后是更多的无辜和辛酸,这在电影《钢的琴》和《八月》中得到了不同方式的演绎。
实际上,大批工人被体制作为包袱甩出去成为了“多余的人”,他们做为个体存在,首先感受到的不是自由而是生存的脆弱。大量暴力犯罪在这个时期发生,这些“多余的人”甚至同时成为犯罪行为的对象和主体。影片《暴雪将至》不是要提供一部《杀人回忆》般的无果案件,它讲述的是一代产业工人生存的焦灼和无力,情绪大于动作,影像传达大于戏剧情节,尽管在叙事自足上还存在明显问题,但仅就影像造型上的沉稳和叙事主题的深度,就足以成为今年处女作电影中最值得关注的一部。
段奕宏饰演的厂保卫科干事余国伟,是一个逆向时代的卑微者,一个伟大国家余下的。当体制运转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外甩脱大量个体时,余国伟却全力以赴想完成体制内向上的晋级。
或者换句话说,余国伟的问题是,他向上的努力越起劲,体制横向的裂变和压力越显得难以克服,而他的这一愿望恰恰加速了他被体制放逐的过程。他自己处于一种命运的双向挤压中,却不自知。为此影片在叙事空间上有意设计出来两个空间向度的压力。
横向上,是计划经济时代巨型工厂的压抑空间。主要体现在余国伟所在的钢铁冶炼厂内部独特的高架网状的空间结构,人在其中不仅渺小,也被限制了运动方向。影片长达6分钟的追凶戏中,从钢铁工场的机械架梁到铁轨运输,余国伟师徒和凶手攀爬在巨型、冰冷的、横向交错的钢铁结构中。人成为整个庞然大物的重工业运行的一部分,人命如蚁,死亡轻易间就发生了。
徒弟跌死的象征意向不来自隐逸的凶犯,而来自这样的工业空间。当做破案工具交往的燕子,她的自杀发生在铁道桥,铁道桥也呈现出这样上上下下的横向延伸,同样代表着难以逃离的体制空间。就是在凶案现场的空旷泥地的荒野空间中,人们的头顶上方也有着这些横向的巨大钢铁架构。
杀妻案则为影片提供了大厂时代的居住环境,1990年代的那种特殊民居建筑,一层一层走廊横向贯穿,静态镜头里邻人们以群像一层层地冷漠垂立,缺乏私人空间的时代,家庭的矛盾和压力会被空前放大。
纵向上,是湖南衡阳的冬季涤荡不绝的倾盆暴雨,且标明了是1997的年份节点。暴雨垂直向下的切割线条和巨大噪音,不仅奠定了整部电影极度绝望的阴冷影调,从叙事角度也有效地将人物隔绝、逼迫在了封闭、孤绝、乃至是疯狂的内心空间中。其象征意向是对余国伟主动积极的“上调”努力的彻底否定。在政经一体的计划经济大工厂时代,国家机器敌视物质激励,它靠各级行政人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行政升迁完成自己的激励方式。
余国伟作为国家公安的编外人员,在90年代下岗大潮的压力下,只有完成从企业编制到事业编制的向上一跃,才能摆脱悬在头顶的厄运。而1997年更是开启了中国社会最大的下岗风暴,“上调”与“下岗”的双向压力,带给了这个人物难以对外言说的绝对疯狂。他在路边酒桌上给临近退休的老刑警敬酒,带着一副天真的坚定说:“您已经功德圆满了,我还得努力。”景别镜头里,这个画面却被自上而下的暴雨冲刷不绝。
体制熔炉与1997年的暴雨,它们同样庞大、轰鸣,横横竖竖交叉编制出时代空间的暴力想象,为重新看待1990年代提供了崭新的视觉方式。这是《暴雪将至》最为突出的贡献。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与《白夜追凶》和《黑处有什么》一起,打开了1990年代的黑色匣子。体制转型期的恐怖与动荡被主流叙事话语压抑多年,如今我们的影像叙事已经觉醒。
余国伟有辆经常抛锚的挎斗摩托,已经为当时的警界抛弃。他想搭上警队的车,却因为过于积极表现自己,被随便找个借口抛下。对于有正式编制的刑警来讲,余国伟就是推一把泥地里的警车的编外人员。他想凭借查出连环杀人案的凶犯进入体制,却害死了徒弟,断送了女孩的情义和性命,最后直接将自己变成凶手,伤害了一个无辜的人,将自己送进监狱。
余国伟的疯狂与悲哀,不仅是下岗潮造成的普遍性心理创伤。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影片里的余国伟既没有生活,也没有爱。他飞蛾扑火地逆向追求,图的是什么呢?当老刑警问他的时候,他抱头痛哭。
歌舞城里的燕子和灯光球场的女子们(包括连环凶杀案的被害人),她们都是市场里的个体,是体制之外的非体制个体,她们率先进入自由市场后只能从贩卖自己开始,随时会遭受伤害,随时消失。当计划体制往外甩出个体的时候,丧失安全感的代价实在太大。这就是余国伟的全部动机。他始终不明白,凶案的真相不是那个杀手到底姓甚名谁,而是最后自己变成了杀手。
影片的很多场景里,人物群像都呈现为一种无差别的整齐。除了冷漠的邻居,还有礼堂里的工人,厂门口等待宣布的下岗者。而他们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是那个穿雨衣的杀手,就像余国伟在“神探”和“罪犯”之间的转化一样自然。
个人在体制面前,不存在对话关系。1997年预告的雪终于在2008年落下,无论车上的人是谁,余国伟他们这一代人都被抛下了。一部电影处女作里能容下这样的体量,不管他的叙事和节奏还有多少的不完善,都不影响它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