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在描述我国历史 周谷城《中国通史》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成就
从维护历史自身的完整出发,周谷城既要求研究历史时“便始终应当追随着维护着它那客观的独立存在,不应将客观独立存在化为主观的。”[5](p.7) 也主张在中国通史编纂中反映出历史自身的完整,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历史自身完整的作法。
他指出,历史编纂中的分类和分朝两种述史方法破坏了历史自身的完整性,应予以根除。使用分类叙述方法的史家,只注意到了文字的记录、个别的史料及典章制度等,并将这些分成世系、疆域、内政、外交、文治、实业、民生、学术、思想等子目,然后将资料编入其中,没有认识到其中还有历史之自身存在。
其书编得愈有条理,而历史自身或活动自身之完整愈被支离,历史书变成了资料书或历史辞典。每一个子目均有独立的意义,而从诸子目的联缀上,始终看不出历史之自身或人类过去活动之自身。
分朝叙述的方法,以朝代为叙述对象,一则按子目将一朝大事编排起来,一则将朝与朝之间的历史一分为二:一半划入前朝之末,作为其灭亡的原因,一半划入后朝之端,作为其开创的工作,割裂了朝与朝之间完整的活动。
所以,这两种写史的方法,都应该予以摒弃。我国史学上源远流长的以史为鉴的资鉴说,尤其为周谷城所反对。他指出,“资鉴的观念不打消,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终维持不住。
”[5](p.9) 这并不是因为资鉴说强调治史的目的, 而是资鉴说者将客观历史当作一种可资借鉴的宝库,任取所需要的部分,割裂了整体与部分的必然联系,从而破坏了历史自身的完整性。资鉴说与完形论的根本区别在于:“资鉴说不惜破坏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摘取个别的先例,以作今人的训条;完形论则务须维护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以明了历史之自身,以增进今人的知识。
一则以治史以受训,一则以治史以求真;一则把历史当作一种可供我们摘取先例的宝库,一则把历史当作客观的独立存在,应当从正面研究的东西。”[5](p.9) 因此,以史为鉴的资鉴说不予以根除,历史自身的完整性难以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