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刘彻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秦汉之际,遭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逐渐抬头。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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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些儒生参加了反秦斗争,如孔子后裔孔甲一度为陈胜的博士。西汉初年,著名儒生叔孙通被任为太常,协助汉高祖刘邦制订礼仪。惠帝四年(前191)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由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当时,五经博士仅为具官待问,在政治上并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两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相当激烈。过去的法家思想已经不完全适应巩固政权的需要,汉初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也不适应恢复发展后的变化。当时儒学代表董仲舒吸收法家、道家等各派的主张,对儒学加以改造和发挥,提出了“君权神授”、“大一统”的思想,首倡“独尊儒术”,适应了当时政治的需要。
汉武帝时,王国问题继续威胁着中央政权。汉武帝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彻底解决王国问题,需要一个符合实际的统治思想,以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上的统一。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
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而居于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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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元年(前140)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窦婴、丞相田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权势颇重的窦太后奏事。
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蚡为相。田蚡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
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者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
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提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元朔五年(前124),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员五十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一艺者则选拔担任重要职务。
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治狱官吏张汤、杜周,迎合汉武帝的需要,也主张以《春秋》决狱,用儒术附会粉饰法律。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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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认为天是最高主宰,皇帝代表天的意君临天下,受命于天而进行统治,天和人息息相关,皇帝要依照天意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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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宣称:帝王授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成为“天子”。
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汉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
他提出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家思想统一天下。
用儒家思想统一天下,可以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以为治国之道。自从孔子提出儒学以来,一直没有受到各诸候国的重视,而且还出现了,秦朝对儒学的放弃等,使儒学成为当时的一个小学科,至少不受重视,而当时全国盛行的,如兵家,黄老,法家等一大批学者占据主要的位置和权力中心,直到汉武才开始如此的重视儒学,如果是武帝说要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也不太合理,他完全可以,使多种思想并存而以儒学为治国思想,这样对他的统治十分有利,而且必免了儒学可能产生的不好效果,如当年“太庙失火,天人感应等”对他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他滑道理,黜除百家啊,而且历代君主都提但是广开言路,兼听则明的。看来只有董仲舒提出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对他的儒学有百利而无一害,一举可以占据权力中心,而使其它学派无法对他形成威胁。
用儒家思想统一天下的思想,便于控制学术了,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不有不说是中国学术的一次倒退,使思想大发展出现了向同一学科转移的趋势。而我们现在提倡以法制国,是指法律,凡事必有法度,执法不避权贵也是当初法家正统思想,可能与今天的以法治国有不同,但大体上是相同的。最好能提倡百家争鸣,所以当初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界的一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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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前134年)提出。是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让儒学成为封建正统思想。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统治人民的封建正统思想。这种情况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以孔丘为创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礼治”和“德治”,也就是“仁治”。儒家人治论的要旨在于:圣贤决定礼法;身正则令行;法先王,顺人情。
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非是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它独霸中国二千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
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法治观念先天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