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敏经典老歌 两次专访 促成张明敏演唱会

1984年本报在首体举办张明敏演唱会 开启了邀请港台明星来内地办演唱会的先河———

●原文摘录●

张明敏在接受本报邀请时,高兴地说:到北京来,为首都青年演出,这是我的心愿。我衷心感谢青年朋友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也感谢北京青年报为我提供这样一个好机会……张明敏最后请记者转告大家,他这次应邀来京搞演唱会是“回家探亲”,希望大家不要把他视为客人或外人,他还希望通过这次演唱,能进一步加深香港青年和首都青年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1984年6月12日北京青年报《张明敏近期将来京举办演唱会》

给新闻打上“独家制造”的强烈印记,是不少当代媒体的选择。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青年报》就是这一新闻手法的大胆尝试者和最大受益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青年报的领导者敏锐地觉察到,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将主导流行文化的潮流。于是1983年和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全部独唱歌曲,都以简谱的形式,通版刊登在了《北京青年报》上。

当香港歌手张明敏以一曲《我的中国心》在1984年的春节晚会上一炮走红时,北京青年报更是敏锐地抓住时机,当年就在首都体育馆为其举办了个人演唱会,这也是首位港台明星在内地举办的首场演唱会。

那时的“个人演唱会”完全是一个陌生的新潮名词,加之主角又是如日中天的香港明星张明敏,一时间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北京青年报》的名字伴随着“张明敏北京开个人演唱会”一夜之间传遍了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

当年的演唱会究竟有多火?据说,演出前的那几天,几乎所有北京青年报职工都不敢接电话,也不敢会朋友,因为所有的熟人都在要票。不仅员工“受罪”,连北京青年报发出的信也成了被“侵袭”的对象,许多信还没送到就被拆开了,原因是以为里面装着张明敏演唱会的票。

香港歌星首赴内地办“个唱”

在受邀参加北京演唱会前,张明敏已通过两次采访与北京青年报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27年前,身着中山装,戴着眼镜,貌不惊人的张明敏一张口,深情凝重的歌声立刻打动了全国观众。春晚播出当晚,京城各家媒体记者不约而同扑向了张明敏下榻的宾馆,他不在,记者们也没走,密密麻麻聚集在宾馆的大厅里,这其中也包括本报记者。夜里十点,本报记者冲同行们一挥手,“算了,走吧,他肯定去别处住了。”

响应本报记者的“号召”,记者们呼啦一下走了个精光。谁知本报记者却杀了个“回马枪”,把其他记者支走后,独自折回了宾馆。深更半夜,他终于堵到了刚下春晚的张明敏。两人彻夜长谈。

第二次采访仍是独家,张明敏回到香港意外遭遇车祸。事情传到北京,变成了“张明敏遭遇车祸致死”,当时北京青年报可能是唯一打越洋电话核实消息真假的媒体,电话那头,张明敏很感动,当记者提出要邀请他到北京办演唱会时,他立即答应了下来。双方商量好,把演出定在7月底8月初。

一切都进展顺利,问题出现在张明敏到首都体育馆考察场地。看见全场1.8万个座位,张明敏很激动,但试完那里的音响,激动立马变成了失望——体育馆的音响只能开大会用,根本没法唱歌。当着朋友的面,张明敏直言不讳,“要唱必须从香港运音响,这套音响加起来大概50吨重,这事既需要钱也需要时间。

”面对张明敏,演唱会筹备组组长,当时的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崔恩卿思考良久,“要是香港音响拉不来,你唱不唱?”轮到张明敏为难了,现场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回到宾馆后,他不停地轻咳,房间里开着空调,他还把身上的T恤脱掉了,打着赤膊,在房里走来走去,猛然间,他跳上床,大声地喊道:‘豁出去了,没有音响也唱!

’”后来,音响从香港运了过来,不是50吨,而是10吨,是按社长崔恩卿的方案,精简到不能再精简的。

演出前三天,三名男子直闯设在大都饭店的“张明敏个唱筹备组委会”,“我们是××电视台的,要拍演唱会的录像。”那时要是碰上电视台主动上门,演出方早就受宠若惊了,在内地哪个单位敢拒绝电视台的报道要求。但这场演出不一样,“张先生事前交代过,他不主张演唱会上电视台,如果一定要拍,必须缴纳机位费。”工作人员复述了张明敏的话。

话刚落地,对方怒了,“片子一定要拍,钱没有!另外,我们台还要6000张票,你们看着办吧。”甩下狠话,三人抬腿出门。事情后来捅到了崔恩卿那里,他的回答更干脆:“6000张票真没有,机位费按张先生的话办。”演出前一天,电视台的人又来了,“机位费我们付,多少都可以,票有多少算多少吧,请尽量照顾一下我们!”“服软”的结果是,电视台弄到了报社仅存的300张票。

3天的演出很成功,时隔27年,仍然有人记得张明敏在舞台上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的开场词,“我很高兴得到北京青年报的邀请,来到这里为大家唱歌。”

●时代留影●

●26年前

●26年前

本报记者首采邓丽君

1985年2月1日,北京青年报记者采写了题为《邓丽君说:真高兴,能有电话从北京来》的报道。这次通过电话连线完成的采访,是内地新闻界对邓丽君的第一次正式的采访报道——

“您是邓丽君小姐吗?”

“是。请问您是哪一位?”当我告诉对方我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同时也是一个歌迷的时候,她吃惊地问:“什么,北京?”对方像是一边思考一边说:“我现在很惊奇,能有电话从北京打来。”

邓丽君小姐操着流利的普通话同我讲话。我说:“想不到您普通话讲得这么好。”她听了忍不住又笑了起来,反问我:“是吗?”她接着又说:“我们是中国人,就应该讲自己的国语呀!”

我告诉邓丽君小姐,内地一些青年喜欢她的歌。她听了想了想说:“三四年前我就听说内地有人喜欢我的歌。我在美国电视上看到有个美国记者报道了这件事,开始我半信半疑,后来,我在香港又碰到一些人,也说内地有人喜欢我的歌。我想这大概是真的吧。今天您能直接从北京打来电话,我很受鼓舞,感到非常高兴,心里很激动。我感激内地的青年朋友!”

我们通话用了五十三分钟,当这次愉快的谈话将要结束时,邓丽君小姐一再嘱咐我,“我们是朋友,今后要加强联系呀!”

——摘自《邓丽君说:真高兴能有电话从北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