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和王思斌 王思斌 费孝通:践行“钱学森之问”
费孝通:践行“钱学森之问”王思斌记得数年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内部刊物《五音》上曾发表过一位学生写的文章,比较费孝通和罗伯特·默顿。文章的大意是两位著名教授同庚,又都很有名,但是他们的人生际遇不同,使得他们在社会学理论上的建树也有不同。
那位学生很是崇拜费先生,为费先生在年富力强之时未能从事社会学、贻误了学术生命而惋惜。这和“钱学森之问”是同一个问题。本文不去讨论体制等因素对费先生学术成就的影响,而是想通过费先生的活动来看看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说的最多的话:“我还有10块钱”改革开放恢复社会学以后,费先生的每一个学生都会记得他那句话:“我还有10块钱。”这里所说的“10块钱”不是指人民币,更不是美元,而是指时间。
费先生受命领军恢复重建我国社会学时已近70高龄。面对中断了27年的社会学,面对白发苍苍的“旧部”,除了积极工作之外,只有寄希望于年轻人。于是他亲自奔波、设计,请学者、办培训,用超常规的办法培养人才。
“南开班”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在南开班上,他亲自给我们讲课,开会、鼓励自然是少不了的。每一次,他都少不了那句“我还有10块钱”。他的意思是说自己老了,还能干10年。
一是表示自己会积极努力夺回失去的时间,促进社会学学科的建设,二是督促学生加倍努力。后来,他在北京大学给学生讲课时,还是讲他的“钱”,但已经不是说“10块钱”了,而是换成“我手里的钱不多了”。
“冯唐易老”这句他总爱引用的话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他对自己处境的感慨,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他没有丝毫的消极情绪。对于他的学生们来说,费先生手里这“10块钱”已经成为他们的“奋蹄之鞭”。正是老一代社会学家与年轻一代强烈的为社会学学科献身的精神和努力,使得我国社会学学科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
学生最喜欢读的书:《乡土中国》现在国内各社会学系在选拔优秀学生时总要问学生读过什么社会学原著,大概回答频率最高的是《乡土中国》。
确实,费先生的《乡土中国》几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圣经》。记得我们最初进入社会学时,社会学的著作很少。在“南开班”上,当时我国健在的老一辈社会学家几乎都前来讲课,而且请来了彼得·布劳系统讲授“社会学理论”,请林南老师来讲“社会研究方法”,使我们大开眼界。
但是大家能够看到的社会学专著很少。那时翻译外文专著不像现在这么快,所以大家就去图书馆搜集旧书来读。我记得我们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也是如此,我们用当时的打字机打印、油印的第一本书就是《乡土中国》,读起来真有味道,而且百读不厌。
无论是文字之优美,还是意义之深刻,都足以折服所有研究中国的社会学者。费先生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早期著作中提出的“差序格局”,所议论的“文字下乡”、“长老政治”、“无讼”、“男女有别”、“稳定的三角”等,反映了费先生学贯中西的深厚功底和发展中国社会学的勇气。
他是中国社会学的天才,将我国社会学的理论推向高峰。
后来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被迫中断,费先生的社会学理论建设工作也被迫停下来。本文开头所提及的那位学生的疑问和惆怅,我们不也曾经有过吗?最令人感动的事:行行重行行年逾花甲,承担重任,给费先生带来很大压力。
他常常说“假以时日”的话,也不得不总是向他的学生们表明自己的“钱已不多”。按照我们后辈的想法,如果费先生能抽出时间把中国社会学理论再接着做下去该有多好。然而,费先生却不顾年高选择了另一条学问之路:从实求知,到社会中去做调查。
从开始的数访江村,到后来对全国各地乡镇企业、小城镇、农村发展等问题的调查,费先生风尘仆仆、一路走来。而在笔端也流出了他大量宝贵的思考和关于农村发展的建议。这些行动集中反映在他的书里,就是《行行重行行》。
这个曾经为难了某些官员的书名确实反映了费先生在重建社会学20多年时间里的所作所为。正是靠着不停地到实际中去调查,才有了他的《小城镇大问题》,并成为中央领导研究的重要政策问题;正是深入实际,了解民众呼声,才有了他在90年代初坚定支持发展乡镇企业的行动。
一位人民的社会学家,为农民的富裕而奔波、而呼喊。虽然行行重行行,辛苦劳累,甚至有时发出“名位累人”的感叹,即因为接触不到基层民众、听不到直接来自民众的声音而叹息,但是走向人民之中总会有收获,这也是费先生社会学学术常青之奥妙。
费先生是个歇不住脚的人,他总是千方百计到民众中去了解人民的疾苦,了解农村发展的新需要。年纪大了,到农村去开始变得不方便,但其深入实际了解人民生活状况的念头依然强烈。
有一次我去拜访他,听取他对做城市社区调查的看法和建议。他很赞同,并高兴地说:“我们也要进城了。”只要是与社区、与人民生活相关的东西,他就感兴趣,就愿意去调查研究,提点自己的看法。
确实,费先生对城市社区服务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最令人崇敬的情怀:志在富民从20世纪30年代起,费先生就确立了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从事学术研究的道路。
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从《乡土中国》到《乡土重建》,无不表现着他强国富民的情怀。起初他是以学者的身份用学术来表达自己的这一追求:研究老百姓的基本生活,从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的角度去分析问题。
社会学恢复重建以后,他更多地是采用了学术研究与实际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既从学术上分析问题,也给各地提出有益的建议,甚至直接以自己的身份和影响为农民的利益而呼吁。我们所熟知的费先生为广西猕猴桃的销售所做的工作是很令人尊敬的。
这时,他的理想已不局限于学术和书本上的概念。虽然他的许多学生盼望他在理论上发挥其智慧,他也未必不想在这方面作出新的努力。比如,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他总结出的诸多“模式”,就是对农村发展经验进行理论化提炼的尝试;晚年他再写重读派克的社会学笔记、回忆马林诺斯基,就是想在理论上再作努力。
但是,紧迫的实际问题驱使着他,他必须考虑农民迫切的生存需要,于是选择了“志在富民”,并为此奔波、努力、呼喊。
志在富民不但是崇尚“经世致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更是一直与农民、特别是与贫困农民打交道的社会学家的愿望。行行重行行干什么?为什么既赴经济快速发展之乡镇,也去贫困落后之边寨,就是要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与农民和基层干部交朋友,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共同探索致富的路子。
志在富民既不是做姿态,也不是做救世主,而是发挥自己的优势,与农民一起讨论,找到当地行得通的致富路。“从实求知”、“志在富民”,费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最艰苦的努力: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费先生与社会学有缘,也使得他背上了建设中国社会学的“十字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还处于创建初期,费先生就自觉地担当起建设“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任务。
40年代,在大学任教的他主动抛弃洋课本,讲授中国的社会学,其艰难可想而知。而他的著作已经流芳,可以说费先生是成功的。1952年学科调整,费先生要求保留社会学,但是他没有成功,同这一失败共存的还有我国社会问题的严重积累。
1979年他被请出来恢复重建社会学,虽然困难重重,但他还是义不容辞地担当下来,利用自己的故旧关系请教师,在全国范围内招收人员办培训,为社会学学科建设绘蓝图并身先士卒大力推动,费先生紧紧抓住自己手里的“10块钱”艰苦努力。
费先生的努力与国家改革发展的需要相结合,使我国的社会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可以说没有费先生的努力,就没有中国社会学今天的发展。此外,今天使我们有更深理解的是他关于学科发展的开放情怀。
我记得他在北京大学老化学楼的一间教室里,在讨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关系时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面对费先生为之作出巨大努力的中国社会学较快发展的现实,如果回过头来看本文开头那位学生带有遗憾之情的比较,或许我们可以释然。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