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地人人 文海地的女朋友高岚 海地的富人们
攀爬上太子港的一座山顶才终于抵达由大炮和士兵把守的海地一位富豪的宅邸门前。停好车子,守卫通报,宅门随即打开。宅邸的外观与法国皇室的戛纳行宫十分相像,但内部装修却完全是现代的加利福尼亚风格:巨大的沙发、超大的等离子电视、几幅海地名画的蹩脚复制品……身着统一制服的佣人端上精致的热带水果、烤乳猪和海地最有名的巴朋库朗姆酒。
这场宴会上汇集了掌控着海地经济命脉的大家族:海地炼钢厂老板、国家啤酒厂老板、水泥进口公司老总……一个男人一边抽着薄荷味雪茄一边向记者讲述他是如何通过从美国大量进口速冻食品弥补国内食品生产的不足。
大家在一起畅所欲言、放声欢笑。在另一个世界里,海浪般的简易帐篷覆盖了所有的公共场所,这些帐篷就是2010年大地震后海地难民的家。
回到山上的世界,欢笑的人群突然安静下来,一位年轻女子把手里的ipod调至功放,是美国当红女歌星蕾哈娜的歌,于是大家又都随着这歌声舞动起来。 这是一群隐形的人,一群沉默的人,一群被只顾报道疫情和贫民窟的国际媒体忽略的人,然而就是这3%的海地人掌控着国家80%的经济份额。
几个礼拜前,国际组织在太子港近郊的贝松市(位于太子港近郊高地,是海地白人、富人的聚集区)卡黎贝酒店召集以美国企业为主的外国投资者,共同商讨如何进一步加大海地重建力度。
自2010年1月12日地震发生至今,国际组织的确拿出不少重建计划,但都无一例外地忽视了海地本土的企业家们。被排除在重建海地的主力军之外,是因为海地企业家的名声实在不好。
人们指责他们是杜瓦利埃独裁统治拥护者,指责他们只做收益高、风险小的进口贸易而完全放弃本国工农业生产,人们甚至怀疑他们与南美洲的毒品贸易有关联,认为是他们让海地成为可卡因的中转站。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是众人眼中挖出海地贫富鸿沟的始作俑者,他们为富不仁,对1/3的日收入不足1美元的同胞不闻不问。海地富人身上的罪责因此又加深了一重。 面对漫天的指责和抱怨,海地的富人们选择了沉默,不过沉默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反思自己的角色。
想要拜访帕斯卡尔・特拉尔首先要拨通内线电话通知来访,接着要穿过重重围墙,穿行在院落时最好暂时忘掉墙外那一片片贫民窟。帕斯卡尔在客厅等待着我们的到来,这是一位美丽优雅的黑发女郎,她住所的装修完全可以与时尚杂志里的样板间媲美。
推开木雕房门,一座带泳池的花园映入眼帘,从花园向外望去,整片太子港平原尽收眼底,但是目之所及竟全是刚才努力要忘却的丑陋和破败,地震过去两年后,景色最大的变化就是简易房取代了窝棚。
帕斯卡尔・特拉尔是海地一家意大利面厂的继承人,曾在巴黎学习奢侈品专业,现在是一名设计师和手工艺者,她从伏都教(当地宗教)中汲取灵感,设计出许多高端的凉鞋,同时,她也是海地手工业协会会长。
2010年1月12日,帕斯卡尔在海地最大的加勒比市场采购原料,突然地震来临,她被坍塌的棚顶砸倒在地。后来,受伤的帕斯卡尔被一位黑人兄弟从瓦砾堆中救起。“国际上很多人对海地抱有偏见,不少西方人会问我是如何看着那么多穷人住在窝棚里自己还能安享富贵。
西方人总是试图用他们指责的目光让我们产生负罪感,可是他们难道就没有一点罪过吗?他们为灾难的海地做出过任何实质性的贡献吗?我在努力,努力为海地人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努力帮助他们走出棚户。
我支持新总统马尔泰利,他说得对,振兴海地绝不能依靠国际组织的援助,而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实体经济!” 提起马尔泰利,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他那些艳俗的歌曲(他曾是海地流行歌手)。
不过马尔泰利的竞选打破了选举历史上赞成和反对票参半的格局,不但商界精英站在他的一边,就连普通民众也在街头巷尾挥舞着他的标牌。然而马尔泰利既没有确定的党派也没有议会的席位优势,想要组织起一届自己的政府并不容易。
这次,他突然向国内企业家猛烈开炮:“海地企业家被世人看作是最令人厌恶的群体,因为他们弃大众于不顾,因为他们只看利益不担责任,他们应该为海地今日的苦难负责!
我们不能再容忍这些人一味地进口粮食而不投资海地自己的农业生产!今天,就是国家独立207年但依然受压迫的人民走出贫穷的日子,而我,就是这场变革的推动者!” 人们不禁要问,马尔泰利真的能实现演讲中的承诺吗?回顾海地历史,这个国家一直都没有一条完整的思路,政府官员隶属于王室,王室则全凭国际慈善的资助,国家的诸多领域,包括饮用水、医疗卫生部门都由外国人控制。
从2010年开始,海地国家税务司每年公布纳税人排行榜,一是为公开透明,二是为显示政府功绩。
银行家、汽车进口商和面粉厂老板能够位列榜首并不稀奇,但是年纳税20万欧元的连锁旅店老板也能出现在榜单前30名,这就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了,海地经济的衰落可见一斑。
位于2010年纳税榜首的是加勒比电讯营业公司(纳税140万欧元)。加勒比电讯的红色标志在海地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电话卡、广告牌……整个海地几乎都要被它鲜艳的红色点燃了。36岁的比利时人,加勒比电讯海地分公司行政总裁马尔丁・布特有力地撼动了世人对海地企业家的偏见。
去年,马尔丁・布特完成了太子港艺术市场的重建工作,地震中被烧毁的市场如今焕然一新,不但装上了太阳能供电系统,还铺设了全海地惟一一条可以自由使用的饮用水管道。
加勒比电讯的义举得到国内外的高度赞赏,同时也是对两年来毫无进展的国际援助的极大讽刺。 “如果海地的企业家和国际社会能从我们的行动中意识到他们也应该有所作为的话,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马尔丁・布特毫不避讳地批评海地经济环境,“在这个国家,企业受控于寡头政治集团,任何商品都要比其他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售价高出25%。加勒比电讯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才得以立足,才有资本向强权和恶俗说不。
海地惟一的出路就是实体经济。”加勒比电讯在海地开设了一个专门奖励自主创业和诚信经营的奖项,2010年大奖得主是位从事服装贸易的创业者,名叫汉斯・加洛特,63岁。 汉斯・加洛特回到海地开办服装公司前一直在美国从事时尚设计工作。
他的公司从太子港工业区的一座小仓库起步,发展到现在每年承接100万张设计订单的服装厂。一次和美国人谈合同时,工厂突然停电,工人们便悠闲地放下工作耐心等候,可这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关系着美国人要不要下订单。
汉斯・加洛特已经习惯了停电,并没有露出一丝错乱和惊慌。“我回到海地办工厂就是为了扭转海地长期作为美国服装厂分包商的命运。美国人借着海地经济衰退发了大财,他们不但拒绝支付工人每天5美元的最低工资,还根本不投资当地经济。
海地的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前景可言。” 当汉斯・加洛特无情揭露分包无益于国家发展时,他的剑锋指向了克利福德・安柏德。克利福德・安柏德今年35岁,第三代黎巴嫩移民。
他的服装厂有1000名工人,为美国大品牌服装做简单的加工,比如缝合T恤、工作服、裤子等。工厂每周加工100万件服装,每件服装的加工费只有15美分。 清晨,等待以每天6到8美元工钱被录用的工人们早就在工厂门口排起长龙。
工厂的内墙上贴满了各种工作守则、卫生守则,和美国企业合作就不得不适应美国的那一套工作条例。美国企业要求这规定、那准则,唯独对最低工资只字不提。“您可能不知道,哪怕工人工资提高一点点,都意味着投资者可能放弃海地另寻其他廉价劳动力。”克利福德・安柏德为自己喊冤,“我们当然知道做分包挣钱没什么可值得光荣骄傲的。如果国家稳定,谁会心甘情愿为美国人丢来的衣服修修补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