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长仁事件中华历史人物故事《卓长仁劫机案谈判始末》

2017-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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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作为2012年中国重要的外交纪念日之一,中韩将在8月迎来建交20周年.自1992年8月24日起,紧密的经贸.文化交往及官方互动,两国的相互影响水乳交融.下面是小编精心收集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向历史回溯,围绕1983年5月卓长仁劫机案而展开的艰难谈判,可以说是中韩两国交往的一次破冰之旅.1997年,已经赴台的卓长仁等3人因绑架杀人案被执行死刑,其他3人也淡出公众视野.而中国工作组历史性地首次赴韩国谈判,则推开了两国交往的大门.就卓长仁劫机案谈判过程及其影响,<瞭望东方周刊>日前专门访问了当时担

作为2012年中国重要的外交纪念日之一,中韩将在8月迎来建交20周年。自1992年8月24日起,紧密的经贸、文化交往及官方互动,两国的相互影响水乳交融。下面是小编精心收集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向历史回溯,围绕1983年5月卓长仁劫机案而展开的艰难谈判,可以说是中韩两国交往的一次破冰之旅。

1997年,已经赴台的卓长仁等3人因绑架杀人案被执行死刑,其他3人也淡出公众视野。而中国工作组历史性地首次赴韩国谈判,则推开了两国交往的大门。

就卓长仁劫机案谈判过程及其影响,《瞭望东方周刊》日前专门访问了当时担任中方工作组翻译的外交部退休官员蒋正才。

今年78岁的蒋正才是重庆人,毕业于朝鲜金日成大学朝鲜语文系。卓长仁劫机案发生时,他担、任外交部亚洲司一处(朝蒙处)副处长。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参与中朝外交,直到1998年自中国驻韩国釜山总领事馆总领事职位上退休,是中国最了解朝鲜半岛事务的人之一。

当时,这个工作组不仅带回了被劫持的飞机和机组、乘客,也带回了两国改善关系的努力与希望。

蒋正才口述了处理这件突发,事件的始末。

意外的破冰之旅

卓长仁劫机案发生在中韩关系比较微妙的时候。从整个事件的处理来看,韩国方面非常积极主动。这是当时的大背景决定的。因为我们先后和美国建交、和日本恢复邦交,韩国也就迫切希望与我建立联系。我们当时则主要是怎么走出去的问题,是怎么从“文革”那种封闭状态进一步开展对外交往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朝鲜问题一直是我国周边外交的重点之一。我们和朝鲜的关系非常紧密,战后也一直在援建朝鲜。

20世纪50年代,我们有明确规定:在国外,一律不跟韩国的外交人员打交道。当时规定得很具体,不能握手,也不能谈话。到了70年代初,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主要是韩国对我们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

1970年,韩国在他们海域里发现了我们的一条渔船,是江苏启东的。过去他们发现我们的渔船都送往台湾,但这次放回来了。这个事情报到中央,周恩来总理马上就让我们去了解详情,他意识到这可能是韩国改变对华态度的一个信号。

从那以后,这种迹象越来越明显,尤其进入80年代以来,我在处理具体事务的时候经常碰到这种情况。驻外使领馆也反馈信息,说韩国外交人员希望和他们接触。

我们国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需要考虑如何处理和韩国的关系。我们总的方针是要在外交上逐渐打开局面。其实当时韩国发展得很快,特别是他们申办亚运会、奥运会,我们去不去?这样的问题已经摆在面前,不得不考虑。

我们外交部主管东亚事务的人也好,中央也好,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当时我们还向中央上报想法,建议对韩国的态度要松动,不然我们没法出去。不过那时还没考虑建交问题,因为我们和韩国之间还有台湾问题。当时,我们的做法稍微有些松动,我们的外交官在公开场合可以和他们的外交官寒暄几句,握个手。

卓长仁劫机事件,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1983年5月6日下午,我突然接到部里电话,要我赶快去一下。那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到部里才知道有架飞机被劫持到韩国去了,要赶快弄回来。

当时中央由谷牧负责,具体是由民航局局长沈图带队,外交部、公安部、新华社等部门的同志组成一个民航局工作小组。大家之前连个会都没一起开过,直接到机场上了飞机碰面,事情就这样紧急。

我当时对韩国比较陌生。我虽然学的是朝鲜语,但那是在朝鲜学的,和韩国的语言有很大差别。我对韩国的了解:也是通过一本叫《统一新闻》的日文刊物得到的。对韩国具体是什么样子,一点儿概念也没有。

部里交代我们,要注意政策,任务就是把人和飞机要回来。但具体怎么谈,通过韩国哪个部门谈,一概不知。

随身拎着20万美元现金

飞机到韩国,我们刚走进金浦国际机场的候机楼贵宾室,马上冲过来一大群记者,围住沈局长提问。这种场面我以前还从没见识过,也没想到要在这种场合当翻译,只能硬着头皮翻。后来人家告诉我,我一张口讲话,他们就听出我是在朝鲜学的语言。

在介绍韩国官员时也很尴尬,因为不了解他们的情况,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介绍。那天在机场迎接我们的最高官员是韩国外务部政务次官补孔鲁明,他也是韩国谈判代表团团长。沈图就问我,这个职务是什么位阶,我一点都答不上来。后来才弄清楚,韩国外务部最高官员叫长官,接下来是次官、次官补,相当于副部长、部长助理。

从机场去酒店,陪我坐车的是韩国外务部亚洲局局长,前排副驾驶位上是亚洲局中国课课长。我的公开身份是翻译,何劳这样两个官员来陪我?我当时想他们应该知道了一些情况。

亚洲局局长一路上一个劲儿地跟我说:“蒋先生,你看我们两个国家离得这么近,在历史上又那么多往来,现在这样是不是不正常?”我感到很难答复,以我一个民航局翻译的身份,能说什么呢?只好微笑不答。

但是他反复说,我觉得自己再什么不说就不礼貌了,只好说:“你说得对,但是这个事情得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我们还是顺其自然吧!”

这中间,他们还向我介绍了汉城的主要街道,还告诉我街上跑的车都是他们自己造的。这让我很吃惊。汉城看上去也比较繁华,给我留下较深印象。我到韩国后的第一关,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这次到韩国,还是做了一些准备。比如沈局长的秘书一直拎着一只大箱子,后来才知道是20万美元现金——这么多乘客在韩国,吃住费用,包括飞机的维修、油料等等,都有开销,而我们当时和韩国的银行没有任何往来,只好随身带着现金。我们觉得,这些开支都要由我们承担,不能欠人家的。

后来才知道,飞机降落到韩国后,他们的政府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和我方接触,开始就决定拿出10万美元处理这些事情,包括中国工作组的开支,要好好招待我们,也把我们的机组和乘客安排到五星级酒店。事件发生后,韩国政府很快还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表示愿意把乘客和飞机交还给中国,但要同中国就此谈判。就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和我们接触、改善关系。而且,他们还拒绝了台湾方面接触机组和乘客的要求。

招待了我们,就开始谈判。一共有两个难题,第一个是卓长仁的遣返问题。因为这里牵扯到台湾,他们的顾虑我们也能理解,但是不能妥协。我们要求引渡,他们认为要按照《海牙公约》,飞机降落地国家对劫机犯也有管辖权。实际上,有关劫机问题的几个国际公约都不是很明确,双方就激烈地辩论。

我们最后考虑,主要还是要把飞机和乘客带回中国,如果僵持在这个问题上,夜长梦多。于是就把这个问题先挂起来,保留就引渡劫机犯问题进行进一步交涉的权利。

这样,其他就没有什么困难了。没想到韩国提出签一个书面的东西。他们提供了一份文件,里面有9处提到“大韩民国”,困难就来了。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承认这个国家,不好使用这个名称。这个问题成为谈判的关键。

“大韩民国”写入文件

在谈判过程中,翻译换过几次。开始韩国提供的翻译口语不行。后来换的一个,是在台湾学的汉语,词汇和我们差别比较大,这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更糟糕的是,韩国有些词汇在朝鲜的语言里根本没有。比如电梯在朝鲜叫升降机,我就说升降机,他们听了直笑。他们用的是英文的说法,就是电梯。后来我发现,韩国的语言里夹杂了大量英语词汇。这次谈判在翻译上遇到的问题也反映了两个国家当时的关系状况。

谈判到最后一天,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其实谈到这时,不是在谈劫机问题,而是外交问题。要把“大韩民国”写入文件,这么大的事情当场怎么能决定?

争论无果,孔鲁明急了。他身材高大,自称是孔子后裔,很有外交家气质。他说:“我当主人请你们吃饭,安排了这么多事情,你们总得感谢我吧!总得有点表示是吧?”

他用了一个词,韩国叫“礼让”,我在朝鲜没听过,一下就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孔鲁明急了,大声说:“礼让!礼让!”干脆把这两个汉字写了出来。这样我们才懂了。

双方就这么磨,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只好约定吃完再谈。

我们内部商量,既然强调遵守国际公约处理这一事件,就要承认它是个国际法主体。如果不承认他的国号,逻辑上说不过去。最后决定尽量把“大韩民国”删下去,只在代表团团长签字的地方留一个,出现这一次,这样就考虑了对方的感受,而我们最后也用的是中国民航的落款。他们一看,还是写上了一个“大韩民国”,非常高兴。

在这份备忘录上签字后,谈判基本画上了句号。除了比较好地处理了劫机事件以外,这次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双方直接见了面。韩国方面一开始就希望通过这次事件和我们有个正式的外交接触,这个目的也算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