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门雪故事】【国医名师】程门雪 倡伤寒温病融合的辨证学说
程门雪(1902年~1972年),安徽婺源人(今属江西),杰出的中医学家、教育家、临床家。1916年起,先后师从安徽名医汪莲石、江苏孟河名医丁甘仁学医。1921年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1928年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教务长,兼任沪南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1935年悬壶于上海西门路宝安坊。
1954年任上海市第十一人民医院中医内科主任、上海市卫生局顾问。1956年上海中医学院创建时为首任院长,兼任上海市中医学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血吸虫病科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时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上世纪60年代,他多次组织近代中医学术流派报告会,对当时上海中医界的学术争鸣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会后,由他主编的《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在全国广泛传播,影响颇大。
程门雪中医学术造诣很深,倡导寒温统一,认为“伤寒是基础,温病在伤寒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在临证运用时应取两者之长,不要过于拘泥,不应相互排斥”。在临床上将伤寒、温病理论和方剂融合起来,各取所长,灵活运用,治疗热性病和内科疑难杂症,效果显著。
程门雪著作颇多,有《〈伤寒辨要〉笺记》《杂病汇讲》《伤寒用下法之研究》《金匮篇解》《〈伤寒六经析义〉笺记》《阴阳五行经络学说在临床上的应用》等。
程门雪在伤寒和温病研究方面都是中医界公认的大家,他一生倡导伤寒、温病融合的辨证学说。
在温病学说创立以后,伤寒与温病之争持续已久。继后又有寒温一体之论,但在寒温一体论中,又有以伤寒统温病的“伤寒温病学派”和以温病统伤寒的“广温病学派”的不同。程门雪伤寒受师于汪莲石,温病得之丁甘仁的亲炙,两学皆造诣深湛。
他以实践为依据,提出伤寒与温病融合,然后根据辨证而用其方的理念。程门雪主张把伤寒和温病对热病证治的理论统一起来。他认为,叶天士的《温热论》是在张仲景《伤寒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温热证治和方药应用上,又是对伤寒六经证治的补充,两者绝不可孤立起来认识。
早年他就在《未刻本叶氏医案》评注中指出:“天士用方遍采诸家之长,而于仲师圣法用之尤熟。叶氏对于仲师之学极有根底也。”因此,他决定从叶天士入手,以跻仲景学术之室,融会伤寒、温病证治方药,从而统一伤寒与温病学说,这对现代中医热病学的创立具有较大的影响。
程门雪认为:“伤寒本寒而标热,温病本热而标寒,病源不同,治当各异。伤寒是基础,温病在伤寒的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卫气营血辨证是六经辨证的发展与补充。”他从退热、攻下等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认为:“伤寒用石膏、黄芩、黄连清热,温病也用石膏、黄芩、黄连清热,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温病在伤寒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轻清气热的方法,如金银花、连翘之类;发展了一个凉营清热的方法,如鲜生地、犀角(现已代用)、丹皮、茅根之类。
伤寒用下,温病亦用下,不过有轻重早晚之不同。在神昏谵语方面,温病与伤寒就大不相同了。伤寒谵语多用下法,温病增补了清心开窍法,如紫雪丹、至宝丹、神犀丹(犀角现已代用)一类方药,是非常可贵的。温病偏重于救阴,处处顾其津液;伤寒偏重于回阳,处处顾其阳气,救阴是一个发展。
救阴分甘寒生津,重在肺胃;咸寒育阴,重在肝肾,更是一个发展。其实伤寒由经入腑入脏,由表及里,与温病由上而下,并没有很多区别。我主张两者可以合起来,可以用于一个病人身上,而不能把六经和营卫气血分得太死,不要太拘泥。要胸有成竹而心无成见,拘泥是有损无益的。”
程门雪对于伤寒、温病学说,结合自己的经验,多有独到之见。他对李东垣、叶天士学说下过很深的功夫,但并不囿于脾胃润燥之偏,而是撷取其精华,加以实践运用。程门雪不仅对古今医学名著治理甚勤,亦喜在诊余之暇,披览稗官野史,对其中验案单方,亦加欣赏。
由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故能随时运用于临床之中。其学识之渊博,视野之广阔,取精用宏,于此可见。程门雪在治病过程中,辨证时细心剖析,周密考虑,处方时能采纳各家之长,加以灵活运用。程门雪治学严谨,学术上不分古今厚薄。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金元诸家、温病学派,均深入研究,临床上尤善灵活运用仲景方。
程门雪的治学过程有三变:开始杂而不专,从师学医和“医校”读书走的是常规求学之路,虽为行医奠定了基础,却无所特长,即“泛读各科,浅涉各家,莫衷一是”,结果是一无所长。程门雪曾深以“不名一家”而羞愧。继而由于教学而专于《金匮要略》,此为“由杂而专”的一变。
36岁后,程门雪博涉群书,除《千金方》、《外台秘要》、《本草纲目》作常用备查外,其他名著及清代各家,诸如陈修园的《伤寒真方歌括》、徐灵胎《洄溪医案》、喻嘉言的《寓意草》、顾松园的《顾氏医镜》、王旭高的《九峰医案》等诸家先贤医案,无不泛览,每读则加笺批,这是“由专而博”的一变。
42岁后,读书不求多,仅攻读数种经典,并予以加工改造,“缩为五、七言歌诀,以便诵读”,则是“由博返约,由粗入精”的又一变。这一变,程门雪的学术境界达到了炉火纯青、无远勿届、无往勿适的高度。黄梨洲说过:“学问之道,以各人用得着者为真。
”张其昀说:“能专而后能博,盖自家有主宰,则多见多闻,互入交参,能使心地开展而善于应用。能博而后能精,当旁观博取之时,须常存趋约之意,则专而不杂,致一而不懈,故得精通。”程门雪治学走的就是这条正确之路。
随着实践活动的深入,学术造诣的提高,程门雪对某一问题的观点也随之变化。有当时以为是而后来以为非的,也有当时以为非而后来以为是的,他都及时予以修正。程门雪这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不文过饰非的严谨学风,数十年如一日。所以他一生无论在学问上还是临床上都能达到很高的造诣。这也影响他后来对待古人经验的态度:对于一时不理解的古人学术经验不可轻易加以否定。
在中医界曾广泛流传着一个关于程门雪治学的故事:程门雪对《伤寒论》曾于1940年做了一次评点,隔了5年,又做了一次评点。此时他对原来的评点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于是就实事求是地把自己前后不同的见解和想法如实地写了出来。
《伤寒论》原文是:“伤寒六七日,大下后,寸脉沉而迟,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咽喉不利,唾脓血,泻利不止者,为难治,麻黄升麻汤主之。”(厥阴篇)程门雪的前批:“麻黄升麻汤之误甚明”,“方杂不纯,药不符证,其非真无疑。
”后批:“前谓此方之误甚明,今觉不然。记于下:此证上热下寒也。因大下之后,而致手足厥逆,泻利不止,下部脉不至,其为下焦虚寒当温之候甚明。所可异者,则在咽喉不利,唾脓血一症耳。夫唾脓血可见非虚火迫血之故,与阴盛格阳者不同,况以方合症,更可知矣。
此乃表寒陷营,寒束热郁之故。故以升麻升提之;石膏、知母、黄芩清之;天冬、玉竹润之;一面更以当归、芍药、桂枝、甘草治其手足厥逆、脉不至;干姜、茯苓、白术治其泻利不止;仿当归四逆、理中之意也。
不用附子者,防唾脓血之上热。辛凉清润治其上,温通止利治其下,复方亦费苦心。其药似杂乱而实不杂乱,纵非仲师方,亦后贤有得之作,未能一概抹杀也。东垣治吐血有麻黄人参芍药汤一法,即此方上一半之法,可知世固有此等证,然则上实下虚之证,又安能必其无耶?柯氏未之思,遽下断语,不当也。
乙酉读此条,得其解,因记其大略于旁,学无止境,勿遽自以为是也,观此可征。”
程门雪用药经验也有三变:第一阶段,以大刀阔斧见称。这是在28岁以前任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时期。该医院以施诊给药为贫苦大众服务。因为劳动人民常受饥寒之苦,饱经风霜忧患,即使染病在身,非至万不得已不上医院。对此类病例的治疗,因其栉风沐雨而表实,故重以散表;因其营养不足而里虚,故轻以攻下;因病多久延,势已转重,邪实正虚,故须求速效,用药以坚决敏捷、骠悍迅猛见长,挽救许多危疾。
有三则实例,一是阳明病狂热用白虎汤,他用石膏120克,日再服240克;一例风火水肿用越婢汤,麻黄用至48克;一例少阴虚寒证用四逆加白通汤,在较短病程中,附子总用量至500克以上,果然能迅速转危为安。
第二阶段以轻清灵巧为主。此乃30~40岁自设诊所时期。病家多为“膏粱之体”和知识分子,病情以表虚里实为特点,故处方风格为之转变,以经方的精炼配合时方的轻灵,并以丁甘仁的平淡为主,讲究配伍和炮制。此时程门雪正钻研清代叶天士、薛生白的温病学说,颇能入其堂奥而啜其英华,故其用药实有苏州吴医之长。
如麻黄0.9~1.5克用蜜炙(用药量少,用蜜炙进而又减轻药性),桂枝0.3~0.9克,煎水炒,白术、苍术用米泔水浸,熟地炒松,用砂仁或蛤蚧粉捣拌,体现了他的用药风格。
第三阶段,复方多法的创造时期。晚年,他经常到工厂、农村、部队去,从中体会到了劳动人民长期积劳致虚、反复感染,以及湿热瘀滞夹杂,导致病情错综复杂,但各有其特异之处,故法随证变,治疗上均有所变化。他糅合经方时方,冶于一炉;温散、疏化、宣导、渗利、扶正达邪、祛邪安正、祛瘀、清化,凡诸治法往往掇于一方,故能表里、上下、虚实、寒热、标本兼顾,遂能取得较快的疗效,并使病人体力得到较快的恢复。
三次治学方向、三次用药特点的转变,体现出程门雪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对病人极端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治学精神。(楼绍来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