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南起上将与毛泽东两位后人的迥异相遇
赵南起上将与毛泽东两位后人的迥异相遇
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赵南起上将,现年近九旬,身体健朗,在北京颐养天年。笔者因工作关系,几次拜访这位老人,他向笔者讲述不少往事。那些史实,都已经整理见于报刊。但他与毛泽东两位亲属的特殊人生奇遇,过去一直漏于笔端。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六十周年之际,笔者专题披露,以飨读者。
在朝鲜战场和毛岸英相遇,毛岸英把他当成朋友
1950年10月19日,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赵南起作为第一批入朝的朝鲜语翻译,被安排在志愿军司令部,直接为彭德怀服务……至今已近60年了,赵南起还清楚地记得和毛岸英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当时,在志愿军司令部,赵南起走进分派的房间,发现里面已经住着一个人了。那人身材比较高,有些消瘦,留着分头,年龄和赵南起相仿,都是20多岁,但举止端重,显得很成熟。开始觉得他有些面熟,却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这时,对方主动向赵南起伸出手,热情地说:“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毛岸英,也是作战处的参谋,在总部担任俄语翻译。”
对方伸出的手很温暖,手上戴着一块手表很特别。这次握手,赵南起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时的年轻干部,一般人都没有手表……
“毛岸英!”赵南起放下背包,想起了入朝之前听到的一些传闻,就试探着问,“你是哪里人?”
“你大概是听别人讲过什么吧?我是湖南人,我的父亲是毛主席。”毛岸英笑着回答,“在朝鲜,毛主席的儿子也是一名普通的志愿军战士,我们是同志,我们相互帮助,共同工作。”
赵南起此时清楚了,在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中,毛主席把自己的长子也送到前线。毛岸英比较健谈,他告诉赵南起自己从小在上海流浪,后来被组织送到苏联学习,并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后来回国后参加了土改……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既是主席的要求,也是自己的意愿。
两人之间的距离在瞬间拉近了,随即开始了无拘无束的交流。两人谈到了各自的经历,谈到了各自的家庭。毛岸英曾说:“我在志司工作,只有几位领导同志知道我是毛泽东的儿子。我们住一个房间,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不过,你要为我保密。不为别的,大家知道我的身份后,会影响彼此关系的。”
毛岸英把赵南起当成朋友,他要朋友为他保密,这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朋友之间的默契。直到几十年后,涉及毛岸英给他讲述的一些知心话,赵南起还是替他珍藏着。
从来没有看到毛岸英搞特殊化,他从来没有以毛泽东的儿子自居而盛气凌人
生活、工作在一起,使得赵南起对毛岸英有了更多的了解。
毛岸英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人,虽然他留过学,又有特殊的身份,可生活很俭朴,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两人在一起的日子里,赵南起从来没有看到他搞特殊化,他从来没有以毛泽东的儿子自居而盛气凌人。他的组织观念很强,该自己管的事情一丝不苟,不该自己管的事情从来不指手画脚。尽管彭德怀对毛岸英非常关心,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他,他本人则一直把自己视为志愿军总部普通的工作人员,和大家的关系很融洽。
这一点给赵南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我们都是团职干部,按照规定,两名团职干部有一个公务员负责日常勤务。我们的驻地在山坡上,要到山下打水,一个来回需要40多分钟。山路崎岖,公务员每天打水很辛苦。他在国外呆过,洗漱和清洁过程复杂些,加上我觉得自己和主席的儿子住在一起,应当首先满足毛岸英的生活需要,很注意节约用水。”
赵南起讲,毛岸英心很细,他见我用水少,先是很奇怪,然后就仔细观察,明白其中缘由后,对我说:
“你不应该这样做。节约用水,我俩都不能例外。我以前没注意,马上去向公务员道歉。从明天起,我们相互监督,一天只用一桶水。”
于是,和赵南起一样,毛岸英每天早晨起床后,都只用一缸水刷牙、洗脸。这件事虽然很小,但发生在领袖之子身上,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在两个人的相处中,赵南起发现毛岸英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当时,毛岸英主要负责给彭德怀担任俄语翻译,完成总部交办的任务。为了把工作做好,他主动向赵南起请教中国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军政情况。赵南起参加革命后,在东北地方省委研究室工作过,便主动向他介绍情况。两人一去一来,毛岸英也把他在苏联了解的苏联对华政策、军队情况和翻译业务等,向赵南起讲了不少。
有一天,毛岸英突然来了兴趣。他知道赵南起出身在一个朝鲜族家庭,便主动向他学习朝鲜语。赵南起便把与地方朝鲜族群众打交道的基本用语传授给他。没多久,毛岸英便能用朝鲜族语言与他对话了。在两人的相处中,毛岸英也教了赵南起一些基本的俄语知识,这对他后来回国学习俄语打下了很扎实的基础……
赵南起记得,毛岸英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他把所学的许多东西总是用俄语记在小本子上,这个本子上也包括他记的一些日记。后来,这个本子没有见到,估计在那场大火中烧掉了。
发现了毛岸英心中的许多秘密
时间长了,赵南起也发现了毛岸英心中的许多秘密。
比如,毛岸英的上衣口袋中,总是装着一张四寸的女同志照片,空闲时经常拿出来看几眼,晚上睡觉前更是小心翼翼地将照片放在枕头旁边,那是他的新婚妻子刘松林的照片。毛岸英每次谈到他的妻子刘松林,总是带着一种深情:
“我走的那天,她在住院,到朝鲜后一直没有和她通信,也不知道她现在的情况如何,真是挂念啊!”
赵南起知道这位特殊又很有人情味的朋友思念妻子了,便劝他说:
“志司和国内的电报往来很多,国内来的人也不少,为什么不找机会问一下呢?”
毛岸英沉默了一阵后,非常严肃地说:
“这样做是搞特殊化,违反纪律,而且父亲知道了非批评不可。主席常说:战争时期,儿女情长,会误大事的。”
除这些外,毛岸英还时常提起叔叔毛泽民等毛家很多亲人为革命牺牲的情况,他特别怀念自己的母亲杨开慧,称颂母亲是伟大的母亲。他还讲述了母亲去世后他同弟弟流落街头的往事,言谈中不免流露出童年的孤独和无助感……
这时,赵南起才知道领袖之子也有很多无奈。而这种无奈,正是毛岸英将脚步从高处、从特殊迈向普通、迈向平民化的自我磨炼。毛岸英的确是一个很有作为和独立精神的青年人。
回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
1950年11月25日,是赵南起难以忘却的一个日子。
前一天,美军的侦察机不断在大榆洞上空盘旋,引起了志司首长的重视,决定所有人员吃过早饭,即收拾东西准备进洞。毛岸英在志愿军政治部办事,一夜未归,直到早上才回来,两人只是简单说了两句话,后来他去了作战处,不料这是赵南起见他的最后一面。
上午10时左右,警报声响起,4架美军飞机钻出云层,掠过大榆洞。敌机过后,毛岸英还没有回来。由于警报没有解除,赵南起仍待在防空洞里。几分钟后,几架敌机突然返回,接着一个俯冲下来,继而是几十颗凝固汽油弹的爆炸声……
这时,赵南起心里一紧,顿生一种不祥的预感。岸英他在哪里呢?他会不会……一大堆问题在脑子里闪过。因为在志愿军总部大家各忙各的事,平常均不打听,而且纪律也要求不打听。但想到岸英不在,他心里就发紧。岸英曾给他讲过,战争使他失去了许多亲人,而他则是毛泽东的爱子,他的安全问题迫使赵南起急着走出防空洞。
刚出门就见昨天曾住过的宿舍已淹没在火海之中。赵南起只见一个人从烈焰中滚了出来,大声喊着:“快,快来救人!”
当赵南起快步和同志们赶到木板房前时,凝固汽油弹已经把房顶的瓦铁都烧化了,根本无法靠近。
“岸英同志呢?!岸英呢?”赵南起四下打听道,大家无法回答。他的预感成为事实……
赵南起沉重地回忆道:“那天和毛岸英一起遇难的还有作战处的高瑞欣参谋。志司的同志们扑灭了余火,在灰烬中找到了两具遗骸,烈士的遗体都被烧焦了,根本辨认不出来身份。后来我看到一具遗体手背上的那块苏制手表,这块手表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见到的那块手表,我眼前一下子全黑了。当时,就是从毛岸英的手表这一线索,分辨出了毛岸英牺牲后的遗体。”
望着烈士遗体,从上到下,都感到这一天大的灾难来临。既有对领袖的愧疚,更是对战友的怀念,特别是与朋友的痛苦惜别。
黄昏时分,志愿军总部的全体同志在彭德怀司令员的带领下,将毛岸英和高瑞欣的遗体安葬在大榆洞的山坡上。彭德怀在毛岸英的墓前,默哀良久后说:
“岸英是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主席刚任命我为志愿军司令员,他就找我要求上前线。多好的苗子啊!才二十几岁,正是干事业的年龄。现在他牺牲了,让我怎么向主席交代啊!”
彭德怀一席话,让大家再也止不住眼泪,老天爷真是不长眼啊!
安葬毛岸英后,赵南起看着毛岸英留下的手表,直想哭,可又不敢哭。因为他与彭德怀同住一个防空洞,怕影响他的工作。那几天,彭德怀的脸色很难看,和谁都不说话。晚上,彭德怀不停地走动,时而发出一声长叹,他老人家好几天都没睡觉……
“文革”中遭遇毛远新
在赵南起的记忆中,毛岸英始终是一个高大的形象。而说起与他有一番共事经历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他则印象一般。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那时,赵南起正在家乡担任延边军分区政治委员。
“文革”之始,赵南起是坚决拥护的,因为这是毛泽东亲自发起的一场“革命运动”。
随着运动的深入,运动也引起赵南起的思考:这场运动来得有些不妙,原东北局的老书记彭真被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还有总参谋长罗瑞卿也被打倒,难道……
令赵南起更不解的是延边州的情况:延边有人提出打倒州委第一书记兼州长朱德海。赵南起对其他上层情况了解不深,但对朱德海他是了解的。这是一位坚定的朝鲜族老共产党员,是朝鲜族人民跟党革命的一面旗帜。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延边主持工作,他成绩卓著,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周总理多次表扬过他,难道他也要打倒……这场运动为什么会这样呢?!
赵南起的心里充满了不解、疑惑和诘问。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坏。大街上不断贴出打倒朱德海的大字报,内容涉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卖国贼”、“特务”、“叛徒”等。当时,作为军分区党委一把手,他一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保证和保持分区正常战备工作上,一方面通过正常渠道向上级反映这一情况。
时间到了9月28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第三书记马明芳等人的到来,才让赵南起舒了一口气。
宋任穷在州委常委会上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当即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我这次来,是周总理叫我来的。中央要保朱德海同志,总理要保他。在运动中群众对朱德海同志有什么意见,你们州委领导同志要出面多做工作。”然后,宋任穷逐个询问了州委委员,赵南起表态坚决拥护中央和东北局指示。见大家表了态,宋任穷也放心许多。他临离开延吉时还叮嘱道:“大家要主动做工作,总理不仅要保朱德海,他还要朱德海参加国庆典礼呢!”
延边的秋季很快滑到了冬季。
这时,根据中央指示,延边开始实行军管。根据沈阳军区指示,某军副政治委员到延边任军管会主任、某军副军长到延边任副主任。在这次调配中,赵南起也是副主任之一,主要分管生产。
在赵南起看来,这些人似乎“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最初他还试图想作为一个“逍遥派”,以“静守”拖住这场运动的惯性。
但事与愿违,就在1967年1月,化名“周进”的毛远新,带着哈军工的造反派来到了延边。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他带来了中央文革的新精神……
对毛远新的到来,赵南起开始还是抱有期望的。尽管毛远新用的是化名,但作为军分区政委的赵南起清楚他的背景。他同大家一样,热情迎接了毛远新,从内心希望毛远新能把延边迅速从“左”的边缘上拉回来。
但毛远新一来,延边的空气却再度紧张起来。他说话不多,但字字血腥:
“打倒朱德海,解放全延边!”
与毛远新发生了冲突,赵南起被打倒
毛远新那天讲完话,赵南起便陷入了沉思,他与朱德海共事多年,知道朱德海是一位好同志,是延边州有影响的人物,也是朝鲜族人民的一面旗帜,一旦他被打倒,势必影响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地区的安定。然而,军管会的负责人连周总理的话也不听,指示不执行,还拒不往下传达,而今天毛远新又说了这样的话,往后局面必将不可收拾。
就在那一天,赵南起下定决心,关键时刻不能袖手旁观,再不能做一个“逍遥派”。自己受党教育这么多年,回到延边不就是要为人民做点事情吗?他决定要对此抗争。
6月下旬,军管会负责人召集会议,研究要将所谓的朱德海“罪行”材料,以军管会名义上报中央。
“罪名”一条接一条,无非是群众大字报的翻版。
赵南起知道,这些材料主要是在毛远新和军管会负责人的授意下,成立了个庞大的专案组搜集整理的。这些材料罪名不清、证据不实,与事实不符,甚至诬陷栽赃比比皆是。这样上报,莫说有损于军管会的声誉,若同意的话,就连一个共产党人的良心也对不起。他不能同意:
“如以军管会名义上报,我坚决反对!作为群众组织,写什么材料,上报什么材料,我无权干涉。若要用军管会名义上报这些材料,我绝不同意,必须对这些材料认真核实再报。我与朱德海共事多年,对他的历史我比你们更有发言权。材料中的东西,没有一条站得住脚。军管会现在作为延边的军政组织,上报材料必须实事求是,否则就是欺骗组织、欺骗中央。”
赵南起历数自己在延边这么多年掌握的情况,驳斥材料中捏造的罪状。
当赵南起一番驳斥之后,毛远新说:
“现在什么时候,你还死抱着朱德海的大腿不放?”
紧接着,会场一片斥责声……毛远新又说:“我看你就是延边保皇派的头头,保皇派就是反对派,保皇派不除,延边好不了。我非把你同朱德海一起打倒不可。”
“至少我在被打倒之前是这个意见!”赵南起说。
会后不久,毛远新果然指使军管会解除了赵南起的职务。
延边的风雨中,由于毛远新等人的煽动,挑起的武斗很快升级。造反派组织里应外合,抢了军分区军械库的武器,对另一派实行镇压,使延边陷入了战火。骇人听闻的惨案不断发生,一个接一个的“叛徒集团”被揪出,还有所谓的“叛国暴乱”……
得知这些情况,赵南起非常气愤。尽管他知道自己现在是“保皇派头头”,他还在据理力争:“解除我军管会职务,没解除我军分区政委职务,我还要管!”
赵南起对军管会的负责人严肃指出:“已经乱到这个地步了,决不能再瞎搞了。千万不要把群众之间的武斗定性为叛国活动。此事非同小可,后果严重,必将影响民族团结。如果你们坚持这样干,那么你们将为此承担历史责任,成为千古罪人!”
军管会拒绝了赵南起的意见,毛远新将矛头直指他,并在军分区内部策动“打倒赵南起”的活动。赵南起渐渐失去自由,家属也面临着各种迫害和威胁。女儿才7岁,就被人用匕首刺伤了后背。
拒绝毛远新的拉拢
一天夜里,赵南起被带到一座警戒森严的房子里。很快,毛远新走了进来:
“怎么样啊?现在想通了吧?你是老同志,我们相信你是有觉悟的。”
赵南起感觉到了他别有用心。
“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写两张大字报,贴到延吉中心百货大楼墙上,马上就可以官复原职。”
赵南起蔑视地一笑说:“可以啊!大字报写什么呢?”
毛远新马上说:“一张写你支持叛国暴乱,是因为有人向你封官许愿。另一张写朱德海如何拉拢你、蒙骗你,你想当官,才死保朱德海。只要你做了这件事,其他事情就不用操心了,我们都会给你办好。”
听了这话,赵南起全明白了。硬的不成来软的,软的不成来甜的。招数都快用尽了,但对我没用,打小就不会昧着良心做事。
“我从参加革命第一天起,就为自己立下过一条规矩,欺骗党和组织的事不能做,欺骗自己的事不能做。你所说的这些事情都不是事实,我如果这样做,就叫伤天害理!”
“顽固到底!”毛远新跳了起来,“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是革命在考验你,是组织的决定。你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如果你执迷不悟,死路一条!”
很快,赵南起被隔离审查。同样是一个夜晚,一伙造反派打着军管会的名义抄了他的家。
后来的日子,情况便像所有被打倒的干部一样,审讯、关押和劳动。而让赵南起最为伤痛的是他的家属被下放,因无休止的折磨患上神经官能症。接着,他的孩子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实际上,当他被隔离后,只能只言片语得到家人的消息。老伴是和他在朝鲜战场上结婚的,一起从朝鲜到国内,从北京到延吉,如今从延吉又弄到了乡下,孩子一直担惊受怕,这一切痛苦,他只有强忍在心里……
但不管如何,赵南起心里只有一个理:党性、人格是第一,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的头颅是高贵的,是不能低下的。
从1967年一直到1972年,赵南起多半是在被审查中度过的。
在这不堪回首的“文革”岁月里,仅延边“四大冤案”就涉及17446人。
1972年,延边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在周恩来亲自过问后,延边的斗争才渐渐刹车。
在这之后,赵南起恢复原职,但也调离军分区。职务虽然恢复了,但最终没有作根本的结论。赵南起从肉体关押到精神的关押,整整10年之久。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强加在赵南起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随着春风一扫而去。
谈起自己人生中与毛泽东两位后人的人生际遇,赵南起上将除了怀念战友,其他没有再作过多评述,因为他明白,历史的一页已翻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