贻笑大方什么意思 贻笑大方:巴黎圣母院的“血缘和年龄”都是伪造!
2019年4月15日一把大火几乎将巴黎圣母院化为灰烬,人们纷纷发表文章,对这座据说建于800余年前的“哥特古建”被焚深感惋惜。一场火灾使一座教堂受损并非一件多大的事;然而,谁知这把火使人们聚焦到一座伪古建上,不经意间牵引出一部“西方伪史”。
这座所谓建于12世纪的“古建筑”,实际上只有155年的历史,是一个典型的“新古董”。我们已经于4月17日通过生民无疆先生的公众号发表了《巴黎圣母院是19世纪的“仿古”建筑》一文,初步揭露了巴黎圣母院的来龙去脉;今天,我们继续发掘史料,进一步揭露西方中心论者以19世纪的新建筑假冒12世纪古建筑的手法与做派,从而深入了解西方伪史的深度与广度,以期有助于使人们认清西方中心论的真面目。
为了叙述的方便,让我们先将这段伪史的逻辑关系排列如下:
“中国风”(18世纪)→第一个哥特式[霍勒斯·沃波尔(1760年代):哥特建筑(草莓山庄) 哥特文学(《奥特朗托城堡》)]→欧美哥特狂热(19世纪)→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1831年)→巴黎圣母院教堂(1844—1864)
图 所有的哥特式建筑都是“伪哥特”(Pseudo Gothic)
引言:表现“巴黎圣母院”的两幅油画
有一副据说是19世纪初的名画,所画的内容是“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加冕地点是“巴黎圣母院”。
图 “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布面油画,尺寸610×931cm,雅克·路易·大卫奉命于1805至1807年间创作,一式两幅分别藏于巴黎卢浮宫与凡尔赛宫
从这幅“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布面油画所画的内容来看,场面宏大,气势磅礴,与几天前被烧的那座巴黎圣母院的规模上相符合。然而,1804年的巴黎圣母院真是那样的吗?
按照西方的历史叙事,巴黎圣母院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遭到严重损毁,在1789年至1799年期间,大教堂被用作火药工厂,这座建筑里最大的石头也被用于建造桥梁地基。雨果在写作《巴黎圣母院》小说时(19世纪20年代末),无比感慨地说:“整个哥特式艺术,现在还有什么存留给我们呢?”在西方伪史叙事中,巴黎圣母院是最早的“哥特建筑”,显然在19世纪20-30年代,巴黎圣母院依然凋零颓坏。
那么,我们不明白的是拿破仑为何要在一个火药厂或残破的教堂中来举行加冕典礼呢?
按照成说,巴黎圣母院有800多年的历史,另一张15世纪的油画,所表现的另一场国王加冕仪式,不过这次是英王亨利六世于1431年加冕成为法国国王的场景。然而,同是这座巴黎圣母院,场面却没有那么宏大。亨利六世加冕的场面却缺乏恢宏的感觉,看上去明明是在一座乡村土屋里举办的一场“村民活动”。800年一贯的大教堂到了15世纪就换了一个样,是因为当时的画师水平太低吗?
图 1431年英王亨利六世在“巴黎圣母院”加冕为法国国王[①]
1403年,英国国王亨利六世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登基。法国当时的大部分领土被英国占领,因此英国人当上了法国国王。
拯救法兰西的英雄原来是一位农家女子,好像法国版的花木兰。这位传奇女英雄横空出世,她的名字叫贞德。想当年贞德为法国打败了英国,并将英国军队彻底赶出法国,拯救了法兰西,却不幸被人出卖惨遭火刑处死。1456年,贞德的平冤昭雪诉讼案开庭仪式也在这座“巴黎圣母院”举行,并在院内竖立了贞德的雕像,从此后人尊称之为“圣女贞德”。
“巴黎圣母院”是中译文的名称,其中“圣母”对译的法文原文为Nortre Dame,意指“我们的贵妇人”,并非使用基督教的专名“玛利亚”。在法国中世纪所编的故事里,最著名的女圣人是15世纪的“圣女贞德”,据说她拯救了法兰西,将法国从被英国奴役的状态下拯救出来,因而对于法兰西而言,“我们的贵妇人”说是“圣女贞德”也未尝不可。
何况,在巴黎圣母院的院内,还立有一尊“圣女贞德”的雕像。然而,“圣女贞德”的故事并非信史,不过是众多中世纪传奇故事之一。
从15世纪的这副油画来看,当时的所谓“我们的贵妇人”圣堂,并不是巍峨的哥特建筑,更像是一座“乡村小庙”。称其为“我们的贵妇人纪念堂”也许更为贴切一些也未可知。
19世纪初地图上找不到“哥特式巴黎圣母院”
在一部法文著作J.MEURET《巴黎圣母院教区(1790)》中有一副插图[②],标出了如今巴黎圣母院的区位,但当时应该没有哥特式巴黎圣母院的存在。如果说有什么宗教建筑的话,应该就像15世纪那幅1431年英王亨利六世在“巴黎圣母院”加冕为法国国王的油画所表现的那样,如同一座乡村小教堂。
在巴黎,Nortre Dame(我们的贵妇人)并非“巴黎圣母院的”专名,冠以NortreDame的教会,在巴黎2区有两处,9区与16区各一处。[③]
上面这张平面图右下角的区域,是今天巴黎圣母院的范围。也许有人会说,这不也可以说就是巴黎圣母院的轮廓吗?
19世纪初巴黎规划图上看不出有“哥特式巴黎圣母院”的存在
上图为1800年巴黎规划图[④],图中红框所框定的区位,为今日巴黎圣母院的所在地。
此图为上图所框定区位的放大特写,完全看不出来“哥特式巴黎圣母院”的影子。如果说一定有什么宗教建筑的话,最多可以勉强说也许有座称为Nortre Dame(我们的贵妇人)的“乡村小教堂”。
(一)没有一个“哥特式”是真的
所有的哥特建筑与文学都是现代历史怪象,而与真实的历史毫不相干。密歇根大学教授巴特莱斯(Kelly E. Battles)著《古物的冲动:18—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历史、情感和物质文化》一书,这样写道:
像哥特建筑和哥特文学所表达的,归根结底都是虚假的历史(false history)。……像草莓山庄那样的(哥特式)建筑当然是假的。……作为一种题材的哥特历史小说,都是伪历史。把哥特审美与历史古风联系起来,其真实性应被质疑。
……艾米丽·简·科恩(Emily Jane Cohen,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总编)认为,哥特美学是一种编造的“人工记忆”(artificial memory):那些装饰华丽的哥特式(物质与精神)大厦,诸如乌多尔霍城堡、奥特朗托城堡、林登堡、圣克莱尔修道院或瓦特克宫,不仅是虚构哥特小说的核心,而且也成为有关艺术史的虚假记忆的基石。[⑤]
此需说明,作为第一个哥特式,其建筑(草莓山庄)与小说(《奥特兰托城堡》)相辅相成,都是霍勒斯·沃波尔的杰作(1760年代完成)。而似乎不同的则是在法国——先有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随后是巴黎圣母院教堂;其实它们的原型都是“英国式哥特”,所以霍雷肖·史密斯教授说:“霍勒斯·沃波尔是维克多·雨果的先行者”(Horace Walpole Anticipates Victor Hugo)。[⑥]
图 霍勒斯·沃波尔(HoratioWalpole, 1717 – 1797年):英国伯爵、文学家、艺术史家、辉格党政治家。哥特式(建筑与文学)的开创者。汉学背景,将“中国风”转化成“哥特式”
关于第一个哥特式建筑的由来,亚利桑那大学教授霍格尔(Jerrold Hogle)说:
沃波尔的哥特式更是不真实的。……草莓山庄和沃波尔的另一个项目——小说《奥特朗托城堡》(1764年),都是层层造假(layers of fakery),……(沃波尔借一个文艺复兴的牧师之手,获得有关中古哥特的文献),但那全是假的:假的文艺复兴牧师、假手稿和假翻译(a fake translation of a fake manuscript by a fake Renaissance priest)!
[⑦]
霍格尔教授的结论是:“所有的哥特式都是伪造的(all forms of the Gothic are counterfeit)。”巴黎圣母院当然也不例外。
哈佛大学中世纪研究教授齐奥科斯基(Jan Ziolkowski)的专著《巴黎圣母院的变戏法与现代性的中世纪化》(Jugglerof Notre Dame and the Medievalizing of Modernity,见上面附图),其中写道:
早期哥特式和后来的学院派哥特风格,可以说都是假的;或者说,至少是亢奋地重新想象历史。这种怀旧幻觉是在一个造假的环境中被栽培的,即使它装成是完美的合乎自然。对于想象的美好过去的迷恋,培养了对创造幻觉的执著,它让(现代人)得以重新体验“历史”。[⑧]
近代早期欧洲人的“怀旧幻觉”从何而来?确有其事或凭空臆造?都不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回答是:汉语写作概念起着“欧洲幻觉”(European hallucination)的作用。[⑨]这就是说,17—18世纪的欧洲人透过耶稣会士翻译和介绍的汉语文献与汉字语义,把中华文明的历史图景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故国神游”的境界。〔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二)西方过去的哥特是原始部落
近代以前的哥特-日耳曼,即现代西方民族的嫡系祖先,实际上全是野蛮的原始部落社会,因而在文明、文化和文艺上不存在任何有价值的遗产;如果要有,都是虚构的。
“巴黎圣礼拜教堂的光的神迹。”英国艺术评论家乔纳森·琼斯好像是讽刺:“巴黎辉煌的哥特式建筑和任何现代玻璃建筑一样轻盈,但它已经有750年的历史了”;……“而‘中世纪’这个词则意味着着一个沉重、黑暗、原始、郁闷的过去(heavy,dark, primitive, brooding past)。”[⑩]
“哥特”已被偷换概念,披上“文明、文艺”的外衣
真正的哥特是原始、野蛮和粗暴,是文化与艺术的反面。
英文版维基百科称:“在17世纪的英语里,‘哥特’的含义等同于‘汪达尔’(以破坏而著称的蛮族),是野蛮的掠夺者,这是日耳曼人与生俱来的禀赋。”[11]
两位教授庞特和格莱尼斯所著《哥特式》一书写道:
哥特人没有留下文字和艺术,他们的记忆里仅是掳掠和破坏……。直到大约17世纪中叶,“哥特”变成了一个术语,应用于中世纪(欧洲)的各个方面。
虽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史家们,最先赋予“哥特”以美学意义;但他们毕竟是错误地把想象的建筑风格,归属于那些日耳曼部落……,“哥特式”无异于野蛮、祸乱和非理性。……直到18世纪,《约翰逊博士词典》(1755年)把“哥特人”定义为:未开化的和缺乏知识的野蛮人;而中世纪或哥特时代则是个文化荒漠,是原始和迷信。
哥特人被确定为原始性质,……因为他们是野蛮和未开化的,以及丧失了文化根基。[12]
查尔斯·柏尼(Charles Burney)于1700年代论及“哥特古风”(Gothic antiquities)时写道:就其音乐而言“所能发现的全部的真实古风的特点是:简陋、非理性和野蛮……。”[13]
图 残酷的哥特(CruelGothic)
现代哥特在物质上是赝品,在精神上是毒品
《哥特式》设问:“中世纪发生了什么?使原始和野性……终于转向了近代……。”[14]
试问:在西方人有机会拥抱“文明”的时候,他们的心灵是不是也随之“文明化”了呢?
恰恰相反!玛丽·罗伯茨博士说:“哥特式像病毒一样在我们的文化中复制了它”。[15]亦即“地狱病毒会在每个角落传播,佛罗伦萨、伊斯坦布尔、威尼斯,线索将布满世界各地。”(《但丁密码》)
卡罗尔·李进一步指出:
基督教主宰(欧洲)中世纪(逐步转入人神冲突),而后,魔鬼占据着去基督教化的中心舞台〔引者按:在中古教会看来,从“神本”到“人本”就是魔鬼化,就像那“弃神从魔”的浮士德,他代表着近现代的西方人〕。他们的心灵几乎被人性中的罪恶所填满,源于阴性、阴暗的哥特式的传奇……。[16]
打通环球海上航线却成就了西方的“海盗帝国”!
郑和下西洋开拓环球海上航线,以及中国技术发明的西传;对西方来说则是千载良机,因利乘便、捷足先登(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欧洲开始具有“海洋地缘”的战略优势),利用“四大发明”去征服世界。西班牙、葡萄牙及英格兰从“海盗地域”摇身变为“海盗帝国”,洗劫美洲、贩奴非洲、掠夺亚洲。
在获得美洲白银之后,得以插足亚洲贸易,并通过垄断经营、强买强卖的手段,快速获利,为列强的崛起获取了原始资本。与此同时,英格兰从中国文化中袭取了“理性、自由、民主、法治”等概念,经过一番扭曲功夫,改造成“自家”的无形资产。
于是,海盗帝国的御用文人萌生了“暴发户的怀旧感”——把对外侵略扩张造成的内部宽松和把由“中国启蒙”带来的人文理性,统统归功于其“优异传统”及“哥特精神”。在此过程中,“哥特秉性”(原始野蛮 原罪性恶)被宣泄于外部世界。两位教授庞特和格莱尼斯说:
一方面,西方人重写历史,把“哥特”从掠夺者变为“价值源泉”;……而现在,它竟被当成了“民主、理性”的不列颠社会的真正基础![17]
另一方面,在英国人和他们的殖民地人民相遇时,哥特式大英帝国就会促使其“文明人”重返野蛮,……很可能把这种“原始禀赋”传染给了文明世界。[18]
(三)“中国风”改写黑暗中世纪
“封建”包装原始欧洲
在欧洲,封建及封建制度这类词语(Foe→Feud→Feudal),原本就是指部落仇杀。然而,在现代早期,从耶稣会士的中国译著里,西方引进了周朝的封建制与贵族制、以及秦汉的郡县制,来对西欧各国社会进行“重塑”,再把新内容延伸到其近代以前(伪造“中世纪”);与此同时,又把欧洲的相关的旧词根,换上了“制度化、文明化”的内涵,也就成了我们所教学的中古欧洲之“封建社会”〔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 1736年)、封建主义(Feudalism, 1773年)〕。
但实际上,“中世纪欧洲没有任何法定制度。”(Medieval Europe did not have asingle legal system)。[19]
汉学家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1925—2006年)辩解道:“欧洲的封建制度充分接近、并且有理由使用公元前4、5世纪的周朝的术语。”[20]
西方,既从中国获得了“真实文明”——近现代的欧美文明及其制度与思想,再借用中国历史来虚构它自己的历史——西方中心的欧洲史与世界史;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又把其原本的原始部落的社会性质进行“偷换概念”,于是,中古欧洲就成了类似于中国先秦的封建制与贵族制。后者即:王、公、侯、伯、子、男(爵位)、士(骑士)。
关于“封建”这个欧洲语系的词根(Feud→Feudal)和原意和它所指的史实,(丹麦)奥胡斯大学两位教授内特斯特伦和波尔森诠释:
世仇暴力(feud violence)不是无政府的结果,而是这样一个社会构架,即它的秩序原则是“非国家的部落社会”(stateless tribal society)。……原始的部落争斗(primitivetribal feuds)适用于中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亲缘争斗(kindred feuds)。[21]
古华夏演绎“中世纪”
彭吉蒂博士(Dr. Birgit Linder)说:“中国文化和文学最初被用于(欧洲)创造怀旧和乌托邦的想象。”[22]
欧美文明由华夏所派生。对于18世纪的西方人来说,中华文明是正在崛起中的西方的“另一半”;它分为两面——“阴与阳”:
中华文明影响西方之“阳面”指,中国代表着西方的现在和未来,它开始于中国文化启蒙西方(欧洲启蒙运动),使之由“神的社会”变为“人的社会”,后者拥抱“非宗教、现世性、人文型”的中国模式。
中华文明影响西方之“阴面”指,中国代表着连接现代西方的历史长河,而不久前还是不堪回首其黑暗往昔的西方人,也从中国历史图景中折射出他们自己的恋古幻觉。
然而在文学史方面,中国的“阴与阳”则变为西方的“善与恶”——“善”是指:西方人开始从非神学的历史文化的视野来怀古恋旧;“恶”是指:他们通过伪造传统来伸张其凶多吉少的民族主义。
威斯敏斯特大学安妮·威查德的书中写道:“中国,作为欧洲文明的‘他者’(另一半)所代表的,不仅是其怀旧境界(site of nostalgia)——逝者如斯的往昔;而且是理想境界(site ofidealism)——旷古未有的前程。……请抓住狄更斯所使用的中国的真正意义和他所指的‘中国风’的视觉蕴含……!”[23]
近代以前的基督教欧洲是“文化荒漠”(cultural wasteland)[24],而英国的中古诗歌及其所依托的社会环境都是被虚构的;实际上是透过18世纪浪漫主义诗人的“幻觉”,把古代中国的诗情画意折射到了欧洲,移花接木、南橘北枳而已。
图 哥特建筑的源头是“中国风”,后来愈益融摄其他亚洲风格
(四)第一个哥特建筑仿制中国
鉴于东西方建筑风格乃天悬地隔,我们简直不可想象“原来如此”,即:作为西方主流和传统的“哥特式”之来源,不是中古欧洲,而是传统中国;它诞生于18世纪的“中国风”——钱伯斯爵士多次东来取经,沃波尔爵士三十年仿造;然后是一百多年的修改和普及,吸收越来越多的异域成分,与原初“中国风”渐行渐远,精益求精、画龙点睛,自成体系,从而洋洋大观、显赫其名!
图 18、19世纪欧洲宫殿内部的“中国风”
果真如此,那么,西方建筑的“古典风格”(希腊-罗马)及其著述,都是在这之后才会有的(以前不存在);否则的话,18世纪的浪漫主义,尤其是以霍勒斯·沃波尔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就应该把其“古典式”发扬光大,或者参照它来伪造“哥特式”。
作为西方“哥特式”的开创者,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年)与中国因缘相关。确切地说,沃波尔的学问背景是中国的,而他的两个杰作(哥特小说、哥特建筑)都是使用中国资料所虚构出来的。
沃波尔在青年时代,在剑桥大学读书时,深受杜赫德著《中华帝国全志》的影响,这决定了他的学术生涯。他数十年浸泡在中国历史、哲学和文艺之中,然后在如此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投身于复兴英国的民族文化。
在1740—1760年代,沃波尔的草莓山庄按照“中国风”修建;[25]最后才翻然改图、翻空出奇,变成了“哥特风格”。与此同时,他假装“发现手稿”,把它变成“哥特文学”(《奥特兰托城堡》),但实际上,它是基于中国资料伪造而成的。
为了发明和巩固“欧洲传统”,沃波尔毅然决然地与“异国情调”划清界限,而公然仇视“中国风”。但在其垂暮之年,他又创作中国童话,以自我消遣,同时也为了取悦他的年轻女友。[26]
图 密歇根大学教授大卫·波特著《18世纪英国的中国品味》(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其中第6章介绍西方第一个“哥特式”诞生的经过,即霍勒斯·沃波尔把“中国风”建筑改装为“哥特式”
加拿大皇后大学教授马修·里夫发表“旧温莎的哥特化”专论(剑桥大学建筑史期刊),其中写道:
迪基·贝特曼(Dickie Bateman)是个典型的古怪的人,他装模作样的爱好哥特风格,这一点很像他的朋友霍勒斯·沃波尔。……霍勒斯·沃波尔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的朋友迪基·贝特曼所拥有的老温莎房产改造的事。
……“从中国式变成哥特式”,霍勒斯·沃波尔说:“我会有效地宣传,把每一座宝塔都蒙上面纱”〔I preached soeffectively that every pagoda took the veil, 让人看不出原先是“中国风”的,而信以为真是“哥特风格”——引者〕。
沃波尔后来讲述了如何从精神上改变贝特曼别墅的风貌;〔先按照中国风格修建,完工之前再改头换面,取名为“哥特风格”〕。沃波尔说:“贝特曼的别墅已经改变了‘宗教’——从‘中国风’皈依‘哥特式’。
”早些时候,在其他地方也有“复兴哥特”(建筑),沃波尔专门给当事人出主意。〔引者按: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哥特风格”,只能是按照“中国风”兴建,然后再巧妙变样〕。
沃波尔对当时英国的许多建筑项目都参与了意见。两人唱双簧:沃波尔作为老师,贝特曼是其弟子;后者已经完全信服沃波尔运用中式建筑产生“哥特风格”这套把戏。沃波尔寓言式和奇迹般地在建筑上实现了民族与宗教的转换。……沃波尔自己的草莓山庄的扩建就是这样推出的一个时尚样板。[27]
图 老温莎的中国风建筑
综上所述,所谓“哥特风格”的建筑无疑是旷世骗局之一。亦即,沃波尔爵士所建的“草莓山庄”,作为历史上第一座“哥特建筑”及西方建筑的样板工程;竟然是使用中国风的设计图纸,经过数十年施工和装潢,最后一刻再改头换面、冠以“哥特”名目而横空出世。如此这般地瞒天过海、偷天换日,不禁使人感慨万分:原来,西方“独特”的建筑风格是从中国传统建筑形制中衍生出来的怪胎!
图:第一个哥特式建筑(1760年代)——霍勒斯·沃波尔的草莓山庄(内部的中式风格还依稀可见)
(五)巴黎圣母院是哥特狂热的产物
草莓山庄不仅是第一个“哥特式”,更重要的是,它掀起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伪哥特运动,这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葩。关于该运动的缘起,娜塔莎·迪隆说:“英国作家霍勒斯·沃波尔于1747年开始重建草莓山庄,这是一个新的、重要的复兴哥特风格的方面,越来越令人信服;到了19世纪初,如画般的规划与布局为此种建筑提供了实践基础。”[28]
法国的哥特式并非“古已有之”,而是步英国之后尘。《新世界百科全书》“哥特复兴”词条写道:
自从1780年代后期,法国新哥特(neo-Gothic)的浪潮起源于“英国狂热”(Anglomanie)之余波。1816年,法国学者亚历山大·劳德(Alexandre de Laborde)曾说过:“哥特式建筑有其自身的美。
”这个提法对大多数法国读者来说是新颖的〔在此之前,“哥特”是贬义的和丑陋的——引者〕。……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问世(1831年),而(尚未建盖的)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则是故事场景,广受欢迎的主人翁在这里大展风采。[29]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及其催生的同名教堂,都是与它们的英国原创(哥特小说与哥特建筑)一脉相承的。霍雷肖·史密斯著《霍勒斯·沃波尔是维克多·雨果的先行者》,专门讨论沃波尔的哥特式美学与雨果的怪诞美学之间的相关性。[30]
于是,雨果要像他的英国宗师(霍勒斯·沃波尔)那样,让哥特式的文学与建筑双管齐下、两全其美,从而使其小说中虚构的大教堂化为现实。《不列颠百科全书》写道:“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开启了法国哥特复兴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在其于1831年出版《巴黎圣母院》的时候,他就想把故事场景转化成一座本民族与天主教混融的哥特风格建筑。
而新教徒政治家弗朗索瓦·吉佐特(François Guizot)则成为第一个实际推行雨果计划的人。”[31]
新的君主路易·菲利普一世(1830—1848年)成立了一个相关组织,七年后(即1839年)变为“历史古迹委员会”;它指令尤金·维奥莱杜克(Eugène Viollet-le-Duc)于1840年提出可行性报告,随后便有了1844—1864年建盖巴黎圣母院教堂的工程。
在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运动中,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争相宣称“中世纪”的哥特的源头在己方。英国明目张胆地伪造了“古英语”,来与“哥特历史”相契合,这就意味着哥特式建筑是英国起源。另一方面,维克多·雨果在《巴黎圣母院》出版之际的1832年说:“如果可能,让我激发全体国民对我们民族建筑的热爱。”这就意味着哥特式建筑是法国的文化遗产。[32]
图 1864年法国和英国分别举行了重大庆典。法国庆祝哥特式教堂巴黎圣母院竣工(上图)[33],英国庆祝莎士比亚诞辰三百周年(下图)。
讽刺的是,这两个民族主义神圣象征(哥特与莎士比亚)都是假的。但这件事则是真的,即此时此刻这两个世仇难得修睦和好;因为英法联军刚打完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获得大笔财富。所以,两国互派代表祝贺庆典。顺面提一下,现在第五纵队正在疯传编造的谎言——“圆明园是中国人自己烧的”,孰不可忍!
[①]见2019年4月19日河清微博:《巴黎圣母院19世纪中叶几乎重建》。
[②]J.MEURET《LE CHAPITRE DE NOTRE-DAME DEPARIS EN 1790》第66页。
[③]关于巴黎圣母院教区,请参看相关地名词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