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亲王 马伯庸:把大明王朝放在显微镜下

以历史悬疑小说见长的马伯庸,这次写了一本非虚构。近日,他携新书《显微镜下的大明》亮相南京。亮相地点,选择了玄武湖梁洲的先锋虫子书店。梁洲,正是《显微镜下的大明》故事发生的地方。回到历史的原点,马伯庸将艰涩难读的史料化为己用,以冷静克制的语言,为那些生于尘埃、死于无闻的蝼蚁之辈做传,转述他们湮没于宏大历史中的声音。

Writer 撰文

白雁

Photographer 摄影

牛华新

“文字鬼才”马伯庸,以风格奇趣得名,也以出手迅捷得名。但是,在写作《显微镜下的大明》时,往日的迅捷抛弃了他。

这本书里有六个故事,最先动笔的是《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那还是2014年,马伯庸和一位喜欢明史的朋友聊天,朋友讲到万历年间徽州的一桩民间税案骚乱,过程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引起了马伯庸极大的兴趣。听完讲述,意犹未尽的马伯庸去搜寻了一番史料。

“这桩当时震动朝野的税案,在《明实录》里,只有冷冰冰的一句话。但是我发现,也是在明代,就有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等搜集起来,编纂成了一部《丝绢全书》。”

两相结合,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一点点清晰可辨的细节,纷涌而至。史学意义上的“起死人,肉白骨”,已经具备了文学上的美感。马伯庸抬手,把这桩丝绢案以不那么学术的方式整理了出来,成就了一篇非虚构。

一发而不可收拾,接下来,马伯庸又写了《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胥吏的盛宴——彭县小吏舞弊案》《正统年间的四条冤魂》,最终汇集成了《显微镜下的大明》。

六篇非虚构,马伯庸始终通过丰富的细节来呈现明代的基层政治,“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的变化,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他相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能明白历史大趋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

《丝绢全书》详细载录了明代隆庆、万历间,徽州歙县民众因不堪宫府繁重赋税之苦,上书陈情,牵动五邑民情汹汹,几乎酿成激变之“丝绢风波”的始末。书中所收录的大批当时涉案各方的告词、申文、揭帖、宪牌及宫府覆本等,为我们研究明代的赋税政策及阶级状况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非虚构,重视的是可信度。越是把笔墨的触角向历史的细节处延伸,马伯庸越觉得行文艰难。

“刚开始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发现写不动。为什么?因为水平不够。写这个书,不像写小说,小说,你胡编就得了。所以我只能是咬牙,看原始资料,看论文,一边自学,一边找老师。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学习成长的过程。”

马伯庸总结自己写非虚构的经验,在于对史料的精读。

“单纯地多读,是很管用的,当你沉浸在氛围内,一直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慢慢地,你就会对它们形成给一个比较直观比较形象的认识。比如,读徽州文书,不能只读徽州文书,那样是看不懂的,一定要对大环境大时代,对明朝的典章制度、地方上的行为规则都要足够深刻的了解。甚至,不光是政治方面,还有军事方面、科技方面,还有书法的写法。”

马伯庸花了大量时间,在核心地带外围兜圈子。

“核心地带,就是一些事件。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些事件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也不会告诉你,他写这些事情是什么目的。但是知道了明代的社会规则,你就知道他写这些是有用意的。为什么写这句话,不写那句话,为什么把这件事要这么说出来,背后是有动机和意图的。”

最终,当那些细节被排布得清清楚楚,当事件彼此的关系被理得顺顺当当,一幅栩栩如生的明代政治生态图景呈现在了马伯庸的脑海里。

《显微镜下的大明》里,最长的一篇是《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这篇非虚构,是将其他五篇关联起来的核心之作,也是整部书里最长的一篇。

“在写其他几篇的时候,都涉及了与黄册有关的细节。黄册,也就是大明的档案,保存黄册的库房,就在南京玄武湖的梁洲。掌握了这些档案,就是掌握了大明所有的秘密。”

三年前,马伯庸来到玄武湖,参观了玄武湖梁洲的黄册库。在那里看到一些以讹传讹的资料,再后来,又得到《后湖志》这本书,读完之后发现了许多与传说迥异的细节资料。

“包括当时黄册怎么做的,用了什么样的封套,封套里面要掺什么东西。这些细节特别有意思,后来就越挖越深。本来就是写一个很短的文章,结果没想到,一千字变成了五千字,五千字变成了一万字,后来写到四万字的时候,我都觉得还没写完。那就敞开了写吧。”

明代黄册,是明代国家为核实户口、征调赋役而制成的户口版籍。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政府在户帖制度基础上建立了黄册制度。黄册以户为单位,详细登载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并按从事职业,划定户籍,主要分为民、军、匠三大类。

最终,这篇长达七万字的小长篇,成了《显微镜下的大明》里的扛鼎之作。通过大明王朝的一个冷门机构——黄册库,从建立到衰败的全过程,生动展示了大明基层政治垮塌的全过程。

历史的小和大,使得六篇非虚构呈现出张力十足的美学结构。而惯于书写历史的马伯庸,在写完《显微镜下的大明》后,对历史的大和小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

“小和大,并不矛盾。就像我们看一条河,当我们站在高处的时候,看的是一条河的走向,一条江的流逝。但是如果我们身子往下放,当我们站在河岸上,算是最低的一个位置,我们看到的是每一个细节,河岸的转弯,河滩的深浅,看到的是这些东西。实际上,我觉得所谓历史的大,是由无数个小来构成的。”

读懂历史的小,为那些生于尘埃、死于无闻的蝼蚁之辈做传,《显微镜下的大明》,非虚构。

对 话

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

需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读品:现在的作品风格,和以前的有很大差别,为什么会变化?

马伯庸:以前的写作,会探索不同的地方,寻找不同的方式。我早前的文本,有的我现在读起来会觉得羞愧难当。但是再版的时候,我会保留那个时候的风格,诚实地告诉大家,这是成长中的一步。如果你看自己以前的东西,觉得很好的话,说明你没有进步,没有成长,这是很可怕。

现在,我的技巧上日渐成熟了,但兴奋上肯定不如以前,是固定在一个方向努力。所以,为什么写这本书,除了我自己非常有兴趣之外,其实也是要打破自己的舒适区。作为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我希望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打破舒适区,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读品:《显微镜下的大明》其实是在解读史料,很扎实,以后还会写这样的作品吗?

马伯庸:这个跟小说不一样,小说我原创就可以了,能自己编出来。这类书的话,必须有足够丰富的史料,然后,它有足够有意义的主题。等于说下回赶上了就出,赶不上那就写不出来了。

读品:您的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电视剧的艺术形式会反过来影响小说创作吗?

马伯庸:我写的时候,完全不会想着去改编,是没有负担的。读者是非常聪明的,你是发自内心地写,还是为了改编电视剧写,他们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能够感觉到你的目的纯不纯。关键在于,电视剧的叙事方式,和书的叙事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是视听语言,一种是文艺的诗化的语言。这两种体系,可能外人看会觉得好像差不多,实际上,创作方式,写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也不可能按照电视剧去写书。

读品:跟南京读者说点什么?

马伯庸:我希望他们能多跟我说点什么。我写这本书,很多资料也是听朋友们聊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些线索,我可能都不知道去找这些东西。我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喜欢听当地人跟我讲一些事情。多听听,听多了,慢慢对这个城市有一个直观丰满的认识,不知道其中哪一条就成为新的灵感。

读品:最近在写什么?

马伯庸:还是在写小说,故事还跟南京有关系。我这次来南京,也实地考察了一些地方,都会在我小说里出现。

马伯庸

作家。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银河奖得主,有“文学鬼才”之誉。被评为沿袭“‘五四’以来文学创作的谱系”,“文字风格充满奇趣”。代表作:《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风起陇西》《草原动物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