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演员袁霞 袁霞:战火中锤炼出的最佳女演员
如今,已经84岁高龄的袁霞仍然在坚持拍戏,这个月刚刚参演了一部医疗题材电影《你若安好》。得知消息后,北京晚报记者通过剧组联系到了袁霞老师,和她在八一厂干休所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专访。
满头银发、戴着金丝边眼镜、化着淡妆……80多岁仍然保持着优雅的气质,这是袁霞给记者的第一印象。两个小时的时间,袁霞几乎向记者回忆了自己的一生,几十年来充满戏剧性的演艺生涯,在她生动的讲述下如同放电影一般,一幕幕又得以重现……
袁霞出生在山东,一岁多就跟着父母去了东北。在营口上小学时,她就是个小小电影迷。“当时就有一点特别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故事里都有同一个人?”后来,袁霞才知道,原来这就是演员。懵懵懂懂中,一个当电影演员的梦想在袁霞心中扎下了根。
十岁时,袁霞随父母回到山东老家。农村没有电影看,可老解放区的文艺特别发达,渤海文工团经常来村里演出《白毛女》、《血泪仇》等剧目。有时候,袁霞为了追剧,跑十几里路也不觉得累。
后来村里也成立了演出队,袁霞就每天晚上看大同学们排练。终于有机会轮到自己登台了,袁霞参演的第一个节目是舞蹈《春光好》,下来老师表扬她跳得非常好。后来她就开始演一些小歌剧《两种锣声》、《打渔杀家》、《改邪归正》等,很受乡亲们欢迎。
1948年秋天,山东胶东文协文工团到她家乡招生,袁霞和几位同学便跑去应试,最后录取了三个,其中就有袁霞。“当时我高兴极了,要参加革命了!”但回家后,她的继母和姐姐却哭天喊地,说什么也不舍得让她去。无奈之下,她只好佯装不走,骗过了家人。“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和同学在村头集合了,那时候是初冬,正赶上下雪,我们包了一个大饼就出发了。
当时她们手里只有一张写着文工团地址的纸条,走了一整天仍然没有找到地方。“走到一个村口,我们就哭起来,过来一个村干部,告诉我们还早呢,当晚就安排我们住在老乡家,正好屋里坐着一个妇女干部,她问我叫什么名字?当时我叫袁淑霞。妇女干部说,革命阵营不兴叫三个字,就叫袁霞,多好听。”于是,在参加革命的路上,她正式改名袁霞。
1949年5月青岛解放前夕,袁霞随团急行军向青岛进发。这是她参加革命后第一次行军。“当时可苦可累了,我们几个小演员每人还要用竹竿领着一位说唱组的盲人演员。”连续行军十多天,脚底都走出了血泡,她们总算在青岛解放的第二天夜里赶到了。
进驻青岛后,团里赶排了两台大型歌剧《血泪仇》和《农公泊》。袁霞因为年龄小,没有角色出演,便被分配在舞美队搬道具和布布景。“《血泪仇》有一场戏是夜景,舞美设计了北斗七星作为背景造气氛,效果很好,我们几个小演员就负责去打星星,把手电筒的玻璃罩取下,把灯泡插在背景板的洞上。
”一场戏下来,手都举酸了,但袁霞从不敢懈怠。在舞美队帮忙之余,袁霞利用一切机会学习表演,那会儿没有书籍,也没有老师,她就认真地看老同志们演戏,自己用心揣摩。
1950年春,空军政治部成立文工团,从全国抽调四个综合力量比较强的文工团(含胶东文协文工团)合并整编。整编后,很多人离开了,袁霞则幸运地被留了下来,分配在话剧团任演员。
1951年,空军有了第一批女飞行员,团里派袁霞等演员来到航校体验生活。袁霞被分配在空勤,随女飞行员们生活了四个月。最让她骄傲的是,“飞行练习的时候,我每天都可以跟着飞三个起落。”在练习中,一位日本教员非常看好袁霞的条件,多次动员她改行当飞行员,“袁霞,你一定能飞出来”。但袁霞没有动心,“我还是喜欢演戏,就认定了一条,一定得演戏。”让她深感遗憾的是,后来因为离开空政,她再也没有机会演女飞行员了。
在空政的五年,对袁霞最大的考验还是抗美援朝。当时,团里在前线为作战部队巡回演出。前线没有礼堂,全都是在广场搭土台子。演出中美国飞机经常来空袭,有时一个晚上好几次,空袭过后再接着演。袁霞还被抽调到空军英雄张积慧团进行锻炼,就在东北的前沿阵地。
每天,她凌晨三点起床,到机场清洗机器零件、拧螺丝钉。那几个月,袁霞最盼望的就是看到自己亲手维护的战机凯旋归来。“有几次飞机没有回来,大家士气都特别低落。”说到这里,袁霞有些哽咽。
1955年,部队将空政话剧团调到南京。当时袁霞已怀孕,家人不同意长期两地分居,于是她留在了北京,转业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六局人事科工作。
第二年4月,袁霞的产假还没满,就听说八一电影制片厂新成立的演员剧团正在招生。她准备了几个小节目便前去报考。“当时一排桌子后面坐的全是导演,严寄洲当评委的头儿。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小品《买火车票》,演得挺投入的,感动了他们。”就这样,袁霞再次穿上军装,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电影演员。
当时和严寄洲导演一起面试袁霞的,还有正在筹备《激战前夜》的导演王冰、冯一夫。这是一部反映福建前线反特的故事片,女一号公安人员周洁的人选一直没有敲定,两位导演在考场上就相中了袁霞。第一部电影就能演女主角,袁霞真是受宠若惊,连刚刚两个月大的孩子都不顾了,立刻随剧组奔赴炮火连天的福建前线,在离金门岛很近的小嶝岛上体验生活。
当时,国民党叫嚣着反攻大陆,为破坏大陆和大嶝岛(小嶝岛北面)之间正在修建的大堤,敌人每天定时定向地向大堤处打炮。而袁霞的任务则是跟着岛上的民兵站岗放哨,此外,因为片中有一场跳海抢救作战图的戏,她每天还要抽出两个小时学游泳,学游泳的地点就选在了靠近大陆的小蹬岛北岸。没想到,刚学了个把星期,有一天敌人突然改变了打炮的时间和方向,连向小嶝岛上和海边打了好几炮。
“第一炮打来,我正在游泳,突然间巨响,我就愣住了。教练就喊,快上来!我刚跑到沙滩,发现衣服没拿,又回去拿衣服。教练就在岸上骂我,‘袁霞,你舍命不舍财,找死啊’。”袁霞说,当时她一心想着上岸后地道里全是战士,自己不能只穿泳衣。
现在回忆起来,这个举动真的是相当幼稚。“等我第二次跑上岸的时候,第二发炮弹正打在我刚才学游泳的地方,十几米高的浪把我吓傻了,感觉到毛骨悚然,头发都竖起来了,教练拽着我就跑。晚上部队领导就把导演、制片主任和我们几个都训了一顿,‘从今以后,不准下海!’”
等到真正开拍的时候,袁霞根本就没学会游泳。导演要为她找个替身,她坚持要自己跳。“当时有一股楞劲儿,反正不能让人叫我怂包子。虽然心里七上八下,但是也不能表现出。”导演只好安排了一个抢救小组,打算袁霞一跳下海,大家就去救她。
第一次跳水,袁霞伸直了胳膊就往海里跳,结果整个人拍在了水上,只好重拍。第二遍,她吸取经验一头扎了下去,结果使的劲儿太大直接扎到了海底。“少说也有十几米,大家七手八脚就下去拽我。我喝了水了,满脸都是泥,把大家乐的。
”本以为终于通过了,没想到等这批样片送回去一看,太黑了,因为技术问题,只得重拍。补拍时已经是第二年的一月了,天气很冷,男演员下水前都喝几口酒御寒,袁霞酒量不行不敢喝,不巧又赶上身体不适,但为了不影响进度,她还是坚持着又跳了两次。
现在回想起来,袁霞对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并不满意,虽然克服了重重危险,但她认为自己只是完成了任务,在表演上并不理想。“我认真总结了,问题就是紧张。演员应该多学几手,对拍摄还是有影响。”再加上当时所有摄影器材都是进口的,胶片容不得一点浪费,最多只能拍两条保一条,很多遗憾也难以弥补了。
1958年,袁霞被王苹导演选中,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饰演地下工作者何兰芬。当时厂里的个别领导和剧组的主创都不同意让她演女一号,觉得她太过年轻,在电影上又是个新人。“这个角色难度确实很大,一是角色身份变化很多,开始是缫丝厂女工,后来是湘绣商的妻子,杂铺店的老板娘,修理工的妻子等等;二是时间跨度大,前后历时十几年。
”袁霞是含着泪看完剧本的,她深深地被人物打动了,“没想到导演最后会拍板用我,我当时就下决心,一定要演好。”
在此之前,袁霞就一直在补课。“那时候除了周末是不准回家的,每天晚上要自学,看表演理论,每周还去听苏联专家讲课。”为了更好地接近人物,王萍导演特意带着主创们去上海体验生活,请了很多在白区工作过的同志作报告。
上海的五月天里,袁霞在小作坊和工人们一起缫丝。“当中一个大水池,里面放满了好多蚕茧,倒上热水,水越热越容易缫丝。那时上海特别闷热,一个星期下来,天天汗流浃背。”
在参观关押李白烈士的监狱及酷刑室时,袁霞更是极受震撼。“监狱是在一座高楼的底层,人在里面坐都坐不直。酷刑室四周挂满了长短不一、形形色色的刑具,上面全是发了黑的血迹,当中就是压断李白双腿的老虎凳。”看到这些,袁霞当时就哭了,“如果我不能演好,就对不起千千万万的烈士。”
何兰芬的原型是李白烈士的夫人裘慧英,她向袁霞讲述了很多自己与李白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生活细节。“当她讲到解放后终于找到李白烈士的尸体时,我再也控制不住,和她抱头痛哭。”袁霞这时已经和角色感同身受,特别是当她化好妆、穿上服装在镜子前一站,“我觉得我就是何兰芬”。
谈到自己在表演上的进步,袁霞直言,王萍导演对她的帮助太大了。“现在演员和导演都是镜头前见,平常不联系。当时我们不拍戏的时间都要走戏,坐在一起分析人物关系。”对袁霞影响最深的是,导演在每个镜头开拍前都会叮嘱她,“袁霞,你一定要进入规定情境”。这样一来,她在拍摄时就会真的去听、去看、去反应,在镜头前再也不紧张了。这句话让她受用终身。
孙道临生活化的表演风格对袁霞影响也很大。“有个好的对手,让我的表演也自然了,可以说他的风格引领了我。有人说,看你们这部戏,感觉你们就是很融洽的一家。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永不消逝的电波》之后,袁霞又拍了《金铃传》、《县委书记》、《江山多娇》、《奇袭》、《苦莱花》等多部作品。“文革”期间,电影停拍了,袁霞便打了个报告,要求下部队。1970年春,她来到空军高炮部队,第二年又随中国筑路工程队“抗美援老”,帮助老挝人民修公路。
两年多的战地生活,袁霞不仅冒着战火自己种菜砍柴,还学会了用竹子盖房子。“这两年让我坚强了许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做到了。后来再遇到什么困难,都能比较好的解决。”
1977年部队改建,袁霞被分配到山西空军部队,但部队在半山腰上,到城里没有交通工具,孩子的上学问题没法解决。袁霞只得脱下军装复员回到北京,在北京住宅公司器材处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一开始不习惯,大家都喊我袁师傅,我就每天打扫卫生、发货清货,干了一个月,又当了秘书。”因为工作表现突出,年底她还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
“袁师傅,你得奖了!”1978年7月,袁霞正在办公室写材料,就听见同事们向她报喜。原来在南斯拉夫举办的第七届索波特“为自由而奋斗”国际电影节上,她凭借《永不消逝的电波》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说实在的,当时一点儿也没高兴。
晚上回家,在被窝里哭了,五味杂陈,说不清心里什么滋味,心想我这辈子不就这样了么。”没想到过了几天,八一厂派人来了,要调她回去。当时,公司的领导劝袁霞留下,还许诺给她分房。但袁霞没动心,能回去演戏,是她一直盼望的。
回到八一厂后,袁霞又拍了《花枝俏》、《风雨下钟山》、《刘胡兰》、《肝胆相照》等影片,还随团排演了多部舞台剧。1983年,她参演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在北京公演,获得了空前的轰动,很多观众都带着铺盖卷去排队买票。
1988年底,袁霞离休了。她牢记周恩来总理的那句话“活到老学到老”,给自己定下了三个目标,“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从离休至今,袁霞拍了十几部电影,40多部电视剧,还坚持学习国画和书法,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参展均获好评。
眼下,她参演的新片《你若安好》即将在十月上映。“我的角色给中央首长、外国元首当了40年保健医生,后来退休生病住进了医院,很慈祥又有一些威仪。”虽然是84岁的高龄了,但袁霞仍然坚持自己一贯的作风,无论大小角色都认真对待,“现在记忆力差了,背台词就要多一些努力,戏里还有一些给病人清创的戏份,那就要向北京医院的医生指导请教,尽量演得真实一些。”
袁霞很喜欢和年轻人一起拍戏,“和他们在一起,感觉自己也变年轻了”。她也曾经遇过有些年轻演员不背台词,全靠助理提一句自己念一句,“我是不允许自己这样的,就算忘词重来,也不能靠别人提词,这样戏就全跑了。”即便如此,她更愿意看到年轻演员身上的优点:“大部分年轻人还是很用功的,应该看到他们的努力和朝气,我们应该尽量跟上年轻人的步伐。他们正处在一个好时期,这么多机会,太难得了。”
现在袁霞虽然腿脚不好,但仍坚持每天早起走半小时作为锻炼。她遗憾地说,自己一直想演一部传记片,结果一辈子也没等到,“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再上几部戏,发挥点余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