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市委组织部王征宇 信而富创始人王征宇回应你关心的所有问题

4月中旬以来,在美国上市的P2P平台信而富遭遇一系列经营波折,出借人本金兑付出现逾期、众多高管相继离职、股价持续低于1美元面临退市风波、年报迟迟未出引发业绩持续亏损质疑……。甚至市场传闻公司创始人王征宇一度被“架空”。

面对诸多经营波折,近日信而富决定“放手一搏”——引入OET机构全面转型助贷业务,但此举能否挽回资本市场与出借人的信心,能否联合“共赢计划”帮出借人尽早拿回本金,能否让信而富摆脱退市风波,能否让信而富扭转此前的业绩持续亏损颓势?

近日,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信而富创始人王征宇,逐一对上述热门问题进行回应。

能否保住股价不退市?

《21世纪》:信而富为何选择引入助贷机构OET(Hongkong Outjoy Education Technology Co。,Ltd。)?这是否有保住股价不退市的考量?

王征宇:早在两年前,我们已着手布局助贷业务。究其原因,一是国家相关部门未必允许成千上万个人投资者把钱放在P2P平台投资,二是在利率设定水平与风险管理方面,中国对持牌金融机构存在一定政策制约,令助贷业务有较大发展空间。因此我们与OET从接触沟通到签订协议,差不多花了不到一个月时间。

为何会选择助贷机构?这也是当前环境下的一种可操作选择。首先,引入P2P同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无法带来新的概念,且资本市场未必对此投赞成票;其次,目前引入持牌金融机构也比较难,因此选择助贷机构,无疑是目前环境下一个比较合适的选项。

至于是否存在“保住股价不退市”的考量,我个人觉得,无论站在公司发展、还是广大股票持有人与出借人的立场考虑,我们都有责任让他们获得收益,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资本运作让信而富股价得以回升。当然,我们与OET在协商过程,讨论的不仅仅是不退市的“技术性处理”,还有未来数年的业务规划,如何让股东重新获得长期收益等。

《21世纪》:信而富与OET助贷机构的合作,是否有把握确保公司不退市?

王征宇:目前我们与OET主要会在以下方面开展合作,一是他们投资入股;二是我们合作成立一家项目公司开展助贷业务;三是双方取得一个共识,对信而富平台存量出借人提供相对稳妥的资金兑付方案,即拿出公司未来发展所产生的部分价值,给到出借人。

应该说,目前资本市场对此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这也从股价表现可以看得出来,从合作协议公布后,股价差不多从最低的0.22美元回升至0.5美元附近,当然要真正摆脱退市风险,我们还需要尽早落地新的助贷项目公司,让它能产生预期的业绩,从而带动股价回到“安全线”以上。

目前,按照纽交所的规定,只要股价在6个月内回到1美元就“没事”了。如果股价持续在1美元以内,纽交所可能会再发函提示退市风险。截至目前,我们主要接到纽交所两次通知,一是关于股价的通知,二是关于及时发布年报的提示,目前我们正在着手抓紧发布年报。

《21世纪》: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未来新项目助贷机构的业绩表现,将决定信而富未来的股价与退市风险能否“平息”?

王征宇:我们希望这个助贷新项目公司能产生不错的业绩,但在实际操作环节,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加快它的落地,因为这家助贷机构基于互联网开展业务,需要获得ICP(互联网经营许可证)资质、走完注册资本到位流程、理顺公司运营章程与管理架构等,我个人估算需要1-2月时间。

遭遇催收困局

《21世纪》:如今市场很关注信而富的P2P业务如何“善后”。4月中旬以来,不少投资者遭遇兑付逾期与收款延后,信而富现在打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王征宇:以往,信而富平台出借人的回款,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借款人的还款,二是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实现项目退出。从4月中旬开始,不少出借人的确发现债权转让回款需要等待的时间变长了,原因是当时平台流入的资金变少,但出借人要求债转提前赎回的资金需求变多,此消彼长之下,就会造成这种状况。

因此我们正加快对借款人的催收回款。4月中旬以来,我们还采取了一项措施,就是P2P业务收回来的资金不再放款,全部还给出资人,尽可能缩短出借人拿回本息的时间。

《21世纪》:此举是否有效提高出借人拿回本金的节奏?能否透露一下目前向出借人返还本金的大概比例?

王征宇:4月中旬至今,我们大概按月实施了三期回款,每个月回款比例也相对稳定。我们的策略,是先本后息,不同出借人的投资出借额以及匹配的借款标的不同,所以他们拿到的实际回款金额可能会有所不同。

目前,我们还不会对外公布整体的返还比例,因为不希望大家以此测算每月回款比例多少与时间多少,这可能会给市场造成误解。因为当前催收环境还不是很乐观。

《21世纪》:催收环境不够乐观,主要表现在哪里?

王征宇: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行业波动,目前在互联网端的很多借款人群里,流传着各种各样号称可以不用还钱的说法,很多借款人希望看到P2P平台出现状况,就可以不用“还钱”了,这也是我们现在常提及的逃废债问题,坦白说,目前行业逃废债的状况,要比以往严重不少。二是相关部门采取的一些措施,令催收面临较大的法律压力,有些电话催收或上门催收,动辄就会被逾期借款人投诉,导致催收压力很大。

因此信而富在压缩整体运营成本同时,对催收方面的投入仍在持续增加,包括引入各种征信手段与司法催收方式等,争取提高催收率。

《21世纪》:根据信而富与OET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OET将在未来6个月内向信而富投资总计1亿元人民币,获得该公司A类普通股,目前这笔钱将如何用于哪些方面?此前有不少投资者寄希望这笔资金能用于兑付他们的投资本金,信而富如何考量?

王征宇:我们认为,生蛋的母鸡,我们不能把它切了分给大家,而是应该让它持续生蛋。1亿人民币,是用来生蛋的母鸡,它会产生更高的价值,把它分了太可惜。

其实,就算把这笔钱分了,也是杯水车薪,也不能解决出借人所有本金返还的问题。但如果让它产生价值,可以形成数倍收益。因此这笔钱将用来发展助贷业务,推动这个助贷新项目公司运作。

出借人是否支持“共赢计划”?

《21世纪》:近期信而富出台了一项共赢计划,真能帮出借人拿回所有本金?

王征宇:关于这个共赢计划,我们与合作伙伴、公司股东、董事会都进行了深入沟通,形成了这项方案。具体而言,我们愿将公司的股份,1/3给到出借人,1/3给到合作伙伴,1/3给到现有股东,通过这样的机制,我们希望出借人,合作伙伴与股东都能从公司业务转型发展中获利,对出借人而言,也可以加快他们的资金回笼——除了借款人回款,还能从公司未来发展获得“红利”。

至于共赢计划能否覆盖出借人所有本金返还,我这里只能提供一个估算——在理想状况下,未来3年信而富助贷业务的贷款投放量将达到200亿元左右,由此每年形成600-800亿信贷成交量,按2%-3%业务收入计算,可能给公司创造年化业务收入约20亿元人民币。

按照7倍市盈率计算,公司市值将回升到140亿元人民币(即约20亿美元),如此出借人按持有的1/3市值估算,应该能获得40多亿市值(即逾6亿美元),理论上可以覆盖出借人大部分本金返还,因为这个数字接近我们当前出借人的总待收余额。

《21世纪》:未来3年200亿元助贷资金的预估,是否过于乐观?

王征宇:我们和合作方内部估算过,能在未来6个月左右获得25亿元助贷资金。至于未来3年能否达到200亿元助贷资金规模,我们是这么测算的,未来中国消费信贷市场将是数万亿的市场,我们只是在这个市场切走1%-2%的市场份额,差不多就能达到200亿元规模。

目前,我们也在与合作伙伴,潜在合伙伙伴共同沟通,估算能获得的助贷资金量能否达到这个数字,目前我个人对此挺有信心的。相比当前助贷业务开展比较迅猛的P2P平台而言,我们这个业务规划量还是比较“小”的。

当然,这不是信而富承诺的业务规划指标,我们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实现它。

《21世纪》:当前出借人对此反响如何?

王征宇:目前而言,部分出借人比较积极,觉得这是一个加快本金返还的叠加器,有总要比没有好,于是签了这份协议;

也有一些出借人比较犹豫,他们仍在盘算,是继续靠借款人催收回款与债权转让获得本金返还,还是选择共赢计划,毕竟,共赢计划需要助贷业务转型发展的配合,让公司市值能得到回升,才能兑付可观的本金,听起来或许需要数年时间,会不会比借款人催收回款与债转方式更慢。

还有一些出借人现在仍然比较担心,一是这个交易结构比较复杂,二是他们以往在信而富遇到兑付逾期问题,因此担心这能否帮他们实现本金返还加速的效果。因此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将交易架构说清楚,争取他们的理解。

其实,这是出借人对这种交易架构不甚了解。在共赢计划交易结构里,不是现在就将公司1/3股份拿过来纳入SPV代持,而是引入了认股权证这个概念,即当公司助贷业务发展满足一定条件时,认股权证才能实施——由公司向SPV公司增发相应的股份,再由SPV公司买卖股票将资金返还给有限合伙企业,最终划入出借人口袋。

当前国内还没有认股权证这项金融工具,因此国内有关部门也在慎重看待共赢计划,比如公司新助贷业务发展目标能否达到,认购权证能否兑现,出借人的本金返还诉求是否满足等。

监管部门正审慎评估“共赢计划”可操作性

《21世纪》:听说共赢计划要真正落地,还存在很多法律障碍,尤其是中国尚未允许出借人直接持有美国上市公司股票,美国证监会也会询问这项共赢计划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王征宇:这的确存在不少操作难题。因为信而富在美国上市,美国上市公司股票要发给中国个人投资者,他们又要卖股变现,需要跨越很多政策障碍。

具体而言,在短时间内这么多出借人很难直接持有并交易美国公司股票,与此同时,美国证监会也会来质询将美股上市公司股份发给中国普通出借人的合规操作性。

现在我们打算做一些创新型交易架构设计,即让出借人成立有限合伙企业并以他们的P2P债权转入这家有限合伙企业,再通过专门的特殊项目公司SPV机制作为转接,先代持信而富公司1/3股份,在实际操作过程里,SPV公司负责股票交易买卖,所获得的资金转入有限合伙企业,再按照不同投资额返还给出借人。

这种做法的好处,一是解决了中国老百姓“持有”美国公司股票的问题,二是美国上市公司可以将它的股份“分给”中国相应的出借人。

目前我们已将这种交易架构向美国证监会做了正式汇报。

P2P行业反思

《21世纪》:你此前提过,信而富是做“长线”的,通过持续的服务提供用户黏性,促使他循环借款,最终获得的收益能够覆盖获客成本、创造利润。如今信而富财报显示逐年持续亏损,这是当时你设定的商业模式出现差错?还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这个商业模式在中国水土不服?

王征宇:其实,做“长线”的商业模式,在美国有多个成功案例。当初我们设想,它在中国也存在巨大市场机会——低费率、低额度、低成本的贷款,当然不能一次性覆盖全部成本,但如果能让借款人重复使用,帮助客户持续积累信用,就能做长线生意,进而收回成本并创造可观收益。

因此我们将其称为低起步、稳成长的业务模式。但现在看起来,这项业务模式需要两大前提条件,而我们恰恰对两大前提条件所遭遇的变化,存在估计不足。

首先,这项低起步、稳成长的业务模式需要客户不断重复借贷、不断增加贷款额度、因此必须得有一个非常大的资金来源“相配合”。在中国,2016-2017年P2P行业发展比较快,资金流入比较大,但2018年以来,行业资金流入量开始下降,这项前提条件不再成立。

二是这项业务模式本身不能受制约,它要让客户重复使用,要让客户不断提升借款额度,业务发展规模持续扩大。但当前中国P2P行业遇到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三降”——要求平台规模、借款人数、出借人数都要下降。

但我不认为信而富这套业务模式在中国“水土不服”,而是市场参与者、监管者,借款人、投资人面对这个“快速增长”的行业,都有点不知所措——行业规则没有建立起来,出借人没有投资存在风险的思想准备,平台从业者也没有看到这项业务会长成什么样的模式,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

于是,信而富这种高举高打,大规模获客,低费率运营、大幅度扩展规模的机构,就会在这种时候面临非常大的困难。这表现在我们业务持续亏损。我可以给你算一笔账,我们平台的逾期水平(主要是一个月贷款),差不多在4.7%-4.8%,等于我们平台的贷款风险率是5%,按照国家规定,贷款利率不得超过年化36%(每个月费率不超过3%),如此我们每放一笔贷款就要亏2%,放贷越多亏得越多,这也是我们持续亏损的原因之一。

原先我们认为通过出借人重复借款与信用水平提升,贷款风险水平会持续下降,比如将风险率降至3%以内,业务就能盈利,但这需要长时间运营与庞大业务规模的积累,目前的监管要求下,我们等不到这个扭亏为盈的拐点。

不过,助贷可以解决这项业务模式面临的上述两大痛点,一是助贷业务所带来的大量机构资金,解决了资金问题,二是助贷业务通过持牌金融机构合作,可以进入央行征信报告体系,令出借人信用记录得以完善、贷款风险得到有效控制,这也是我们决定转型助贷的必然原因之一,因为它可能让我们这项业务模式最终走向成功。

《21世纪》:结合信而富一系列经营波折与出借人还款逾期状况,你觉得当前P2P行业发展,急需解决哪些问题?信而富与你对此有哪些反思?

王征宇:国内P2P行业发展,还有几个问题一直没解决。

一是政策互相之间还没有完全配套,比如监管部门要求P2P平台遵守信息中介职责,不保本、不保息。但同时中国整体环境对P2P平台不保本不保息的做法,又持非常严厉的惩戒态度。事实上,一个非常不合规的P2P平台,它最终若能帮助出借人把钱拿回来,基本就“没有事”了。真正做到不保本、不保息的平台,可能会承担比较严重后果,这是政策和法律之间的不配套问题。

二是当前P2P行业存在着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出借人只负责出钱投资,相应的投资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换言之,在整个P2P平台投资决策过程里,在P2P公司日常管理过程里,出资人的权益在其中是没有任何“代表”的。

举个例子,美国P2P行业在发展初期,也是散户为主,后来就发展成为机构出资人(散户将钱交给机构委托投资)。在机构出资人与P2P平台开展业务合作里,机构投资者就会严格规定P2P平台风险水平是多少,风险保障是多少,授信机制应该怎样运作。

这些必要的“监督”措施,在国内P2P行业是普遍缺位的。美国的P2P机构,比如LendingClub、Prosper这些机构,尽管他们现在的股票也不怎么样,但是他们都完成了这个转变,所以他们受到机构投资者与出借人的监督。

因此,国内P2P平台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出借人的利益,从根本上是没有保障的。不管老百姓怎么说,不管监管机构怎么再努力,最终出借人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承接风险,这是我们整个行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是P2P行业承担了相对高风险的放贷客群,但是P2P平台对这些借款人没有任何的惩戒机制,很多P2P平台的借款人没有进入征信体系,催收又受到很多限制,那么行业高风险状况将是必然的。目前有些平台体现出来了这种高风险,有些平台还没有体现。

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不引入征信手段,不引入与持牌金融机构同样的征信手段,如果不给他们足够多的催收能力,法律不帮助他们打击老赖,而只是对催收施加限制,那么P2P平台从事的行业、从事的市场竞争地位是非常不公平的。毕竟他们承受着很高的资金成本,很高的风险成本,很高的运营成本等等。而这种情况下出现问题是大概率事件。

我必须承认,信而富对行业所存在的上述问题估计不足。对市场上的风险特征、资金成本、征信环境以及运营特征等方面的估计都不足,令我们在运营拓展过程犯了不少错误。

“被架空”的岁月

《21世纪》:传言从去年三季度到今年4月,你一度被“架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今你重新主持工作,又是什么原因?

王征宇:所谓的“架空”,是因为当时公司希望走职业经理人管理的道路,尤其是当公司经营发生困难时,股东与董事会都希望能够不断寻求新的业务方向,寻找新的、更积极、更合适的管理人员管理公司,我本人也支持,因此从这点而言,我觉得这不存在“架空”问题。

客观而言,2018年三季度到今年4月,公司管理层、董事会也一直在寻求新的管理模式,也包括6月中旬引入的战略合作伙伴,公司也将会推出新的管理结构。

至于我回归主持工作,主要是4月中旬以来公司面临困难,有些管理层离开了,这时候我觉得有责任站出来,解决公司面临的困难,不管是否可以最终解决。

《21世纪》:4月中旬以来的经营困难,主要包括哪些?

王征宇:4月中旬,我们就发现公司运营资金面临很大压力,出借人兑付也存在问题。比如出借人要兑付,要根据刚性兑付方式进行退出,已经做不到了。

当时不少员工感觉“天要塌下来”,不知道这个事情会怎么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相当部分管理层成员集中离开,大家都担心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作为公司创始人,在这个时候,不管职务是什么,都必须站出来解决这些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不断面临这些经营问题。

《21世纪》:在2018年三季度到2019年4月,在你没有主持工作的阶段,信而富发生了什么?

王征宇:如果进行复盘,我个人觉得在4月中旬前的半年时间内,信而富有些应及时采取的措施没有落实。

首先,公司需大幅度压低成本,但这点我们没有做到。

第二,我们应严格加强风险控制机制。但我们并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2018年以来,整个P2P行业借款人还款意愿在恶化,风险水平一直在上升,我们理应采取积极、果断的措施遏制业务风险水平随之上涨。尽管我们公司内部的财务数据相比行业数据还算不错,但风险水准上涨趋势却是明显的,但我们没有积极采取果断措施遏制这种势头。

第三,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加强机构合作引入助贷资金,降低个人出资比例。但这些工作也没有积极推进。在引入助贷机构这件事上,需要公司大的资金投入,但公司当初的决策不够果断。对上述三点,我认为我们应该总结经验教训。

《21世纪》:你不主持的这段时间,公司主要谁进行负责?

王征宇:当时有一个联席CEO制度,联席CEO是一个美国人,当时,他仍然认为应该积极引入高级管理人员发展业务,按照正常业务轨迹来发展公司。或许他没有意识到,当时中国P2P行业已经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回过头来看,当初我们有些措施应该可以采取。

站在信而富公司发展角度,我们认为在这段期间公司遭遇的经营问题,有些是历史造成的,有些是当初需要纠正的但没来得及纠正,有些问题也需要拓展一些新的路,所以我们不追究个人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