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为什么被禁】大厦将倾——观《大明劫》
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永远只有崩溃前的狂欢,居安思危是不可能的。《大明劫》作为一部典型的危机片,既不迎合大国崛起的话语,也不照顾人民的情绪,注定不会得到当世的荣耀,但这并不意味其经过岁月的洗礼,在危机时代被重新发掘。因为在危机时代,人人都在逃难,谁还会去关心电影呢。
此片最为某些人士所击赏的是对于历史器物的复原,但这并不能自然推导出一部好电影,只能说明导演比较用心而已。器物的真实远远不是历史的真实,完全复原的器物并不能堆砌出一部历史。历史就是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换言之,当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历史时,历史就随之改变了。
对历史的认识并不是相对于先行发生的既定的物理事件的“事后之思”。上述两者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件事,而是同一个历史的两个方面,因此排除了对历史的认识,也就是丧失了真正的历史性。对于明亡这一段历史,其本身亦是不断被重新认识和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大明劫也即中国劫,其并非借古喻今,这本身就是我们生存的现实。
电影中的角色大抵分为四种类型:皇族、官僚、乡绅、百姓。对于皇族而言,国之根本在于百姓,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稍有智商的皇族出于维护家族长久的统治地位,尽量给予百姓适当的生存空间,姑且可以认为皇族和百姓处于同一立场。
片中崇祯皇帝是真的心疼他的子民,逼迫孙传庭出击解围。本来皇族是直接管理百姓的,即分封制,后来逐渐演化为皇族借助官僚体系管理百姓,理想的官僚必然是孙传庭式的,作为皇族意志的延伸,始终站在皇族的立场上做事,然而理想毕竟是理想,出于自身的利益,官僚们大多勾结豪强劣绅、拼命榨取民脂民膏,组建起强大的利益共同体。
林语堂形容中国社会的阳性三位一体:官、绅、富,片中的乡绅们与官僚紧紧绑在一起,陈相公是福王的人,刘公子是周阁老家的姻亲,顾清远更是暗地和以任琦为代表的各类官员勾结。
短视与投机是其必然的属性,为国捐钱这种事情过于虚无缥缈,鬼知道钱又进了谁的口袋,军饷抚恤都能被将官冒领。
所以毁家纾国这种故事只能讲前半部分,爱国主义教育也只对老百姓有用。乡绅们宁愿把钱捐给地方实权人物孙传庭保个平安,看的见,摸得着,花钱还少。奈何孙传庭这厮非我族类,屁股都坐到龙椅上去了,不搞你搞谁。百姓一以贯之的八个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人民当家作主,同志仍需努力。
吴又可放在如今也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秉承着胡适先生“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教诲,这无疑是部分学者的天真幻想,脚踏实地对他们来说很难。问题本身就是主义制造的,脱离主义只谈问题,连问题都认识不清楚,更何谈解决问题呢,研究是他们活动的边界,一旦越界,直接陷入主义的斗争,再也不属于学者的控制范围了。
学不能致用是遗憾,学为他用是滥用。即便是医学这种貌似天然正义的学科,大家享有的医疗资源依然是不均等的。吴又可的眼里只有病人,遇到谁救谁,没有官军闯军,看似是一种普遍的人道主义关怀,实则是退无可退的无奈之举。
官军军官说,就算你治好叛贼的命,明天也是一刀;孙传庭大手笔直接将吴又可费心治疗的众多官军病人赶尽杀绝。吴又可不由得感叹,医道只能治病,却不能救命呀。闯军头目发问吴又可为何给官军治得,给闯军治不得?正确的回答是“这里是孙传庭的地盘呀”,而当代的回答则是“没钱没权谁给你治病呀”。
重症用险药,铤而走险方有生机,而王朝末世向来没得救的,所有的问题只是能撑多久的问题,因为皇族只镇压闯军,不但不打压豪强劣绅,甚至还要依靠豪强劣绅,而闯军是由豪强劣绅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的,闯军终归是灭不完的。
打压豪强劣绅就是挽救明王朝的一剂猛药,而猛药是不能轻易用的。如果预计大明后天会亡,明天必须打土豪续命;如果后天估计不会亡,明天绝对不能打土豪,因为打了土豪以后,后天大明就会亡了。孙传庭本没想直接下猛药,但豪强劣绅实在让孙传庭感到绝望。
首先向土豪募捐,屈指可数;其次勘探田亩,核定军户人数,追缴历年所欠军粮,被豪强烧了经历司;最后只能玩一出鸿门宴,简单、直接、高效。“你们四十三家,都是损国之贼!斩首示众,家产充公!”可再也没百姓为其拍手称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