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养生 那款寿碗 让我想到马相伯先生

贝蓓芝 我们家一直珍藏着一款寿碗:碗内有“寿”字,左下方是“相伯”二字,外围是“马相伯先生百龄大庆”九字环绕;寿碗外部有一百个“寿”字;碗底有“己卯三月建华公司为复旦同学会敬制”。那是1939年为庆祝1840年3月出生的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百岁寿辰而定制的。

我的外公奚玉书——上海公信会计事务所创始人,当时是上海公共租界的华董。他在担任复旦大学校董之前,一直担任复旦大学同学会主席。那款寿碗,就是他为复旦同学会定制的。

其实当时还有另一种由碗、碟和瓷羹三件组成一套的寿碗,可惜我们家原有的那套毁于“文革”中。 作为教育家,马相伯“毁家兴学”的故事早已成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1900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3000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

1902年,他以“中西大学堂”理念,创办震旦学院。“震旦”为梵文,“中国”之谓,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

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而震旦学院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 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这位被清廷通缉的陕西举人在1904年化名“刘学裕”入学,后成为震旦学院的著名校友。

此后,耶稣会干涉震旦学院办学,违背学校的民主自治传统,引发“震旦学潮”。马相伯明确表示同情学生,并于1905年在吴淞另立复旦公学。 1905年8月中秋节,复旦公学在马相伯、严复、熊季廉、袁观澜先生和全体学生的努力下,终于在吴淞正式开学。

马相伯为校长,李登辉主持校务,由同学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等分管学校行政,仍和震旦一样实行学生自治制度。“复旦”之语,出于古诗《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且含“恢复我震旦,复兴我中华”之双重寓意。

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此时马相伯已92岁高龄,他深感国难深重,救国有责,于是不顾衰颓,奋力救之。

他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号召团体,呼吁人民自救,被誉为爱国老人,达到他一生的光辉顶点。1932年,马相伯参加宋庆龄、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从1932年11月起,他在4个月里连续发表12次国难广播演说。

他在上海土山湾的居所“绿野堂”,亦成为国人抵抗意志的著名象征。“七·七”事变后,他发表《钢铁政策》广播演说,呼吁国人立即行动,誓死抗击日本侵略。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

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上图)。沈钧儒在照片上书题“惟公马首是瞻”。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军逼近南京,冯玉祥与李宗仁请马相伯移居广西桂林。

在那里,马相伯撰文呼吁团结御侮,他表示愿拼老命和爱国人民一道抗日救亡。1938年广州沦陷危及广西,于右任请马相伯移居重庆,在赴昆明途中,马相伯因体力不支,留居越南谅山。 1939年4月6日,照中国传统算法马相伯已满100岁。

由他的复旦首届学生于右任发起,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抗日大后方,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全国各大城市(包括沦陷区)都分别开遥祝大会,国民政府明令“褒奖”,称他为“民族之英,国家之瑞”。

中共中央贺电赞他:“百龄大庆,国家之光,人类之瑞。”《新华日报》发了《马相伯先生百龄庆典》的短评,各大报纸都有专论祝寿。当时在重庆、成都、桂林、昆明、上海等地纷纷为先生祝寿。 在孤岛上海,复旦同学会为庆祝马相伯百岁寿辰举行执行会,金通尹宣读了马相伯由谅山寄上海的亲笔信:“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

”反映了他身处异域,目睹大好河山沦陷,激起无穷愤怒。

当年风靡中国的《良友》画报,历来凭借时髦的封面女郎吸引读者,却在马相伯百岁大寿那一期,以他的照片作为封面。当时举国上下对他的关注,在于他年近百岁仍一次又一次进行抗日广播演说,一次又一次参与组织抗日民主集会。

正如他的弟子、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相伯先生所以能享大年,中国所以永久存在于世界,都在此。” 1939年11月4日,马相伯在越南谅山逝世。他的遗嘱之一是:“余年已百龄,遭逢国难,深知救亡图存惟赖团结英才,齐一心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