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是什么动物 三皇五帝真的存在吗?
在顾颉刚的推测中,「三皇五帝」之说盖只是人们为了「大一统」的观念而编造出来的事情。
民国二年(1913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顾颉刚听了章太炎先生所办的「国学会」讲学,对章氏大为敬佩,并一度立志做一名古文经学家,此时的顾颉刚,对中国的古史与古书是持相信态度的,这就是所谓的「信古」。
但是没过几年,顾颉刚读到了康有为所著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虽不能完全信服于康氏的论述,但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观点还是给予了他很大的启发。由此,顾颉刚对古文经学不再一味崇信,转而对古史的真伪进行怀疑,这就是所谓的「疑古」。
1919年五四运动后,新思潮遍卷全国,怀疑思想也得以盛行,于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便兴起了,并在20世纪20年代后形成了一股席卷整个学术界的疑古思潮。
顾颉刚于1921年开始着手疑古工作,并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来往讨论古史问题,这三人均是疑古派主要代表人物。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一文,并于1926年正式主编出版《古史辨》第一册一书。
《古史辨》的出版犹如晴天霹雳,其对中国古史系统的「破坏力」似乎已达到了可以「摧毁」的地步。疑古思潮立即赢得了众多史学家的响应,《古史辨》一书也很快被翻译成了英文、日文版本。自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以来,罗根泽、吕思勉等文史大家也参与进来,至1941年相继出版成《古史辨》共七册。
▲《古史辨》编著:顾颉刚等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间:1982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即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比如,在《论语》中,孔子是只讲尧舜的,而到了战国时期,古史才追溯到比尧舜更早的黄帝,及至更后,才出现更为完备的「三皇五帝」古史体系。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时间越往后,中国的古史期就愈长,所以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古史很大一部分都是后世层累地积造出来的。
在疑古派看来,东周以前的历史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些古史缺乏相应的文献资料,而流传至今的古书,也存在着大量的伪书。从古史真伪到古书真伪的辨证,中国古史瞬间变得茫茫不可考证,中国历史也由煌煌上下5000年变得仅有2000余年可考。
考古学对「疑古派」的冲击
在顾颉刚看来,缺乏文字资料的东周以前的古史,自然是不可信的。但是,疑古派没有充分考虑的是,一旦有考古资料的出土,古史与古书的证实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王国维在古史研究中提出过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在古史研究中,将已有的文字资料与新发掘的考古资料相互结合验证,便能更为准确地佐证古史,这是一种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安阳甲骨文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1917年,王国维更是根据甲骨文资料考据出了商代王世系表,1928年,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正式开始。
殷墟的发现,证明商朝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而甲骨文资料也佐证了古书中记载的商王世系表的准确性。考古学的兴起对疑古派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那些被怀疑的古史,某些部分已经被证实是真实的,那些被怀疑为伪书的古书,很多也被考古证明为是真实的。
正如王国维针对考古资料的价值所说:
「由此种材料(注:指考古之地下新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读后记》一文中评价「二重证据法」的重要作用:「由于文献史料的匮乏,过去史学界对西周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早期,中晚期则薄弱得多。自上世纪初罗振玉、王国维将『二重证据法』引入古史研究以来,传世与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逐渐成为西周史研究的基础资料。
」▲《古简新知》是由韩巍老师执行主编的一部研究「西汉竹书《老子》」的论文集。韩巍老师是先秦史、商周考古、古文献及古文字领域研究学者,曾参与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简牍的整理工作。
疑古思潮在不断新的考古发掘中而不断消褪。1990年代,著名历史考古学家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并于1994年出版了《走出疑古时代》一书,在著作导论一篇中,他写道:「我们要讲理论,也要讲方法。
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做不到的。」▲《走出疑古时代》作者:李学勤出版社:长春出版社出版时间:2007年李学勤指出了「疑古」的局限性,而考古研究恰填补了这一局限性,现在我们得以用更新更充分的材料来解释、逐渐完善出真实的古史,这就是所谓的「释古」。
释古既包含文献研究、也包含考古研究,自然也可以囊括其他新的研究方法。「释古」这一概念,冯友兰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便已提出。
冯友兰1937年为《古史辨》第六册作序,他在序言第一句便写道:「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于是,在新史学界的趋势下,人们又开始大肆反思与批判「疑古」。但是,我们冷静下来思考一下,我们真的解决「三皇五帝」以及其他古史的问题了吗?很显然,没有。
考古研究虽然推翻了疑古研究的部分观点,但这并不代表可以否定疑古,我们应该明确的是,无论信古、疑古、释古、文献研究、考古研究等,都是史学研究的方法或理论之一。
由顾颉刚所掀起的疑古思潮其价值仍然需要重视,「层累地造成古史说」也显然是正确的学说,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顾颉刚先生提出『古史是层累造成的』,这确是汉代以后的上古史籍的实际情况,层累造成的古史显然是不可信的。
」——《张岱年全集》著名古文献研究专家裘锡圭也在《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提到:「根据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的先秦秦汉文献来看,古史辨派在古籍真伪和时代方面的见解,可以说是失多于得的。
而他们在古史传说方面的见解,从我们上面所作的讨论来看,则可以说是得多于失的。」所以,古史研究依旧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三皇五帝到底是不是信史?为西方史学界所质疑的夏朝,到底能不能被证明其存在?史书中记载的古史真伪究竟该依据何种方法去辨析?流传至今的古书又有多少是伪作?我们现在口耳相传的古史传说,到底是真实的历史描述,还是祖先留下的共同记忆的再构建?对此,「明白知识圈」特邀历史考古学者、古文献研究学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韩巍老师,为我们讲解「历史的真实还是记忆的构建——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古史?」▲韩巍老师任教于北京大学,他是明白知识圈501位学友第20轮投票选出来的名师之一。
04.走向先秦古史研究1978年,韩巍老师出生于湖北宜昌,他从小就对历史非常感兴趣,是一位学术功底十分扎实的青年学者。1996年,18岁的韩巍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之后又继续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商周考古专业(2000-200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学专业(2003-2007年)分别攻读了硕士与博士研究生。
虽然在北大的本硕博阶段接连换了三个系别,但韩巍老师所学的专业都是相通的。
在上大学之前,韩巍便笃定了对历史的兴趣,尽管大家都在说历史是一个不太好找工作的冷门专业,但他还是依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历史学专业。韩巍老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先秦史、西周金文、古文献等等。
对于最初只是喜欢历史的他,没有想到会走到现在这个研究方向。其实,韩巍老师走向先秦研究是有一定偶然因素的,进入北大历史学系后,系里要求新生要在第一学年写一篇读史报告,韩巍便选择了去读《史记》。
当读书报告完成后,北大历史学系的张帆老师、丁一川老师觉得他写得很不错,一个大一的新生便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于是便建议韩巍去学习先秦史方向。韩巍老师自己也曾在北京大学「研究生青年论坛」(2014年5月15日)上的发言中回忆说:「现在回想一下,当时其实挺偶然的。
如果我当时拿起的一本书不是《史记》,而是《资治通鉴》,可能我就去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了。」然而,先秦史与其他中国史方向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是先秦史的研究不能仅仅依靠于普通历史文献的解读,还必须要结合考古研究,这是后世史学研究一般所不需要的地方。
于是,韩巍便在本科期间,经常跑去考古系听课,他选修了一门考古课程,最后考试的得分竟然是全班第一,比考古系本系的学生还要高。
2000年本科毕业之际,韩巍老师不敢确定自己能否拿到本系的保研名额,因为当时北大历史学系给出了12个保研名额,而韩巍恰好是第13名。在老师的建议下,韩巍选择了较为保险的方法,转去了考古系攻读硕士学位。
这一选择也基本决定了韩巍老师以后的学术方向,而先秦史本来也需要与考古学相结合,攻读考古学专业对于韩巍来说也正是恰得其所。2003年,韩巍老师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商周考古专业毕业,进而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先秦考古专家、古文字研究专家李零先生。
刚进入中文系,李零老师就让韩巍做一个关于西周金文研究的博士论文,这即是韩巍老师最后完成的博士论文《西周金文世族研究》。
对先秦史、考古学、古文献及古文字的研究,使得韩巍老师的学术功底恰应对了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韩巍老师也得以在这种研究方法中,与其他学者一起不断拨开中国古史的的迷雾。▲《黄土与青铜:先秦的物质文明》作者:韩巍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9在北大历史学系、考古系、中文系三个院系之间兜兜转转了十多年,韩巍老师始终围绕着「中国古史」做功夫;而后又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参与了曾轰动全国的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简牍的整理工作,并编撰出版了《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等多部著作。
古史,已经成了韩巍老师在不惑之年最深厚的人生及学术积淀。这种厚重的积淀,也正应了古史本身的厚重感,韩巍老师对古史研究的独到见解,也值得我们后继的学子去学习。
